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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福婴堂”余孽
年1月8日，专案组开了一上午的案情分析会，重新梳理案情，确定了接下来的两个调查重点——
其一是五个受害人收到的警告信。据广州市公安局为配合本案侦查在警方内部进行的统计，自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至今，全市公安系统共有三百七十一名警员收到过各种形式的警告信，其中有三十九封系无字函，即图画或者实物（子弹、刀片、药粉之类），图画内容为滴血攮子的只有五封，而收到滴血攮子警告信的五名警员已全部遇害。专案组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可以考虑对这五封警告信进行追查。
其二是摩托车。之前搜查老伊的住处时，侦查员在后院门口发现了新鲜的摩托车轮胎痕迹，估计凶手是骑着摩托车过来的，把车停在这里，再绕道拐上马路，从前门进入伊宅。之所以不直接从后门入内，那是因为老伊是武人出身，后院是专门用来练武的，比寻常民宅的后院大得多。后门平时上着粗杠门闩，想从外面入内，就必须大喊大叫，这就有可能惊动邻里，而且也解决不了问题——老伊腿脚不便，即便听见声音了，也难以独自走那么长一段路去开门。事后查明，凶手“鑫叔”在毒杀老伊逃离饭馆后，又叫了出租车赶到伊宅附近，步行到伊宅后门把摩托车骑走了。侦查员认为，如果能查明摩托车的来路，也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凶手的线索。
这两个方向的调查难度都不小，需要耗费大量的警力和时间，如果同时进行，侦查员们担心分散用力，达不到预期效果。尹小白建议不要平均分派力量，而是有轻有重。但是，具体到哪头轻哪头重，大家意见不一。
这时，麦善谋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想法于破案非常有价值——既然与凶手有关的线索调查起来非常困难，不如先放在一边，干脆查查这五名被害警员的历史情况，说不定能找到与此案有关的线索。五人都是留用警员，以前都曾干过刑警，肯定承办过不少刑事案件，现在一齐被害，会不会是遭到报复？
众侦查员都觉得这个思路可行，亓舞牧当即决定：全体出动，前往市局查阅档案。
这一查，果然有收获。侦查员发现在五名遇害警员个人档案的“业绩”栏里，都有参与侦查“山田俊郎绑架案”的记载，由于表现出色，日伪警察局给予陈明贵、郑应富、黄瘦竹、郭振堂、洪秋笙每人一百五十元伪钞作为奖赏，苦主方还赠予他们一百银洋。接着又查阅“山田俊郎绑架案”的卷宗，原来这起绑架案就是这五名刑警组成的专案组破获的，其中洪秋笙为组长。案卷中还附有一份由黄瘦竹执笔、洪秋笙签名的报告，是写给伪省会警察局局长冯壁峭的，请求如有媒体报道该案，务须对专案组刑警匿名或者化名——显然是生怕遭到报复。
专案组遂对这起绑架案产生了兴趣，接着又调阅了“山田俊郎绑架案”的案卷。这桩案子倒也并不复杂——
山田俊郎系广州日商“兴鑫纱厂”老板山田岸雄的孙子，时年三岁。年2月26日，山田俊郎由其表姐（即老山田十七岁的外孙女）富岛艳枝和几个日本同学带领着前往“乐善戏院”看戏，说是让小表弟开开眼界。这么小的孩子，其实根本看不懂也听不懂，却被表姐硬摁着待在座位上。幕间休息时，山田俊郎如同解锁的猴子，趁表姐和一干同学上厕所的机会，在过道里欢蹦乱跳。这孩子的穿着打扮比较阔气，一眼就知道是个富家公子，结果就让人给瞄上了，等到富岛艳枝从厕所出来，小表弟已经不见踪影！
沦陷时期，日侨是顶级公民，戏院方面接到富岛小姐的求助，大惊之下，随即停止演戏，关闭所有通道，封锁门窗，从老板、账房到员工全部出动，分头陪同富岛艳枝在戏院内部寻找。找遍包括后台各个角落在内的所有可能藏匿孩子的位置，皆无踪影。富岛艳枝哭着给外公老山田打电话报告，戏院老板则立刻致电日伪警方报警。
老山田的女婿河下环是广州日军宪兵司令部特高课少佐，接到电话后，亲自驱车前往日伪省会警察局。沦陷区的警察局名义上由汉奸伪政府掌管，实际权力都在日军派出的警察局顾问手里。河下跟日本顾问一说案情，警察局立刻抽调五名精干刑警（即本文中的五个受害者）组建专案组负责侦查该案，日本顾问野谷坐镇督办。不过，这个野谷没有学过一天警务，他是海军少佐出身，在侵华战争中负伤，于是改行从警。
这起案件的受害者是日本人，且有特高课少佐这样一个社会关系，野谷自是重视。专案组这五名刑警是他点名抽调的骨干，其中留英海归的刑侦专家洪秋笙被野谷任命为专案组长。根据洪秋笙的建议，另拨二十四名便衣归专案组差遣。野谷限期三天必须破案，否则，他将把一干刑警送特高课“伺候”。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有了这样的“激励”，专案组像打了鸡血似的没日没夜折腾了两天多，终于查到了线索。第三天晚上，广州市内一个专事诱拐、绑架儿童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这个团伙的匪号竟然叫“福婴堂”。像五年前对付“见血堂”一样，日伪警察、宪兵一齐出动，“福婴堂”一干绑匪除师爷和“保姆”两人因外出侥幸漏网，其余悉数归案。严讯之下，真相大白——
“福婴堂”这个名字听上去容易使人联想到“育婴堂”、“养婴堂”之类的社会慈善机构，谁能想得到，他们干的竟然是绑票儿童的勾当。该团伙作案之前，对目标家庭背景都进行过详细调查，吃准受害者家境富裕，掏得起钱赎票，而且将被绑孩童视为掌上明珠，肯定不敢报案，他们才会下手。从年春夏之交“福婴堂”开张到年早春案发，这伙绑匪作案四十六次，次次成功，没一户苦主向警方报案。被诱拐、绑架到“福婴堂”的孩子都有专人照料，好吃好喝，有玩具，还有“保姆”（即女绑匪）陪他们做游戏，并提供医护服务。从这一点上来说，“福婴堂”倒也名副其实，来到这里的孩子的确有“福”，当然，孩子的家人未必会这么想。绑匪之所以这么做，也不是因为心善，掩人耳目而已。
尽管四十多个受害家庭都没有向警方报案，但绑架孩子这种事肯定会闹出动静，社会上自有风言风语，说广州地面上隐藏着一个专事绑架孩童的犯罪组织，屡屡作案，甚至香港、上海的外国报纸也披露过。这些情况日伪警察局肯定是清楚的，可既然没人报案，他们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假装不知道。对于“福婴堂”来说，这当然也是一种“福分”。不过，天下从来没有享不完的福，年初，“福婴堂”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
那年元宵，“福婴堂”内部摆了一桌酒宴欢度佳节，在场的除了堂主韩盛夏、师爷黄芝君等六名绑匪外，还有跟着绑匪打下手的三个帮凶——车夫、厨子、“保姆”（即护士兼幼教）。席间，绑匪作出了一个决定：时势艰难，物价上涨，“福婴堂”也必须扩大业务范围，不但在广州本地，还要在香港、九龙物色目标。如此，“福婴堂”就需要“扩编”，招收熟悉香港情况并且在香港有藏匿和偷渡条件的同伙。绑匪中的老三梁福仁以前曾在香港黑道混过一阵，在港九有黑帮朋友，遂决定由梁老三去香港招兵买马。
梁老三返回羊城时带来了两个马仔。根据“福婴堂”的规矩，凡是招聘新人，哪怕只是临时请来做十天半月的清洁工，也必须经过师爷黄芝君的面试，由黄师爷全权决定是否录用。这次要招的是正式成员，黄芝君自是特别重视。但他也知道，这两个马仔的兄长跟梁老三关系非同一般，梁老三说是请师爷面试，其实是志在必得，不过走个过场而已。虑及这一点，面试后黄师爷没有独自作决定，而是跟老大韩盛夏提出，是否六个弟兄开会商量一下，集体决定这两个小弟的去留。
开会结果，六个绑匪的意见是三对三。梁老三脾气暴躁，当下就要发作，认为黄师爷不给他面子，质问黄师爷这两个小弟到底哪里不合格。韩老大是支持黄师爷的，当下就让师爷把面试感觉说一说。黄芝君只说了四个字“粗暴鲁莽”。双方进行了争论，气氛很不友好。最终韩老大拍板，争论暂时搁置，两个小弟暂且留下，容大家再看看、想想——集体考察。
梁老三要给两个马仔一个交代，就悄悄把情况跟他们透露了，让他们必须稳住，对老大和老六（即黄师爷）要客气加尊重，让人家有好感。两个马仔听着不服，寻思这不是看低咱俩了吗？“福婴堂”的活儿不就是去外面随便溜达溜达，看见有富家公子掳一个回来就是了吗？这种活儿咱在香港又不是没干过，有什么犯难的？两人一合计，必须露一手给大家瞧瞧。怎么露一手呢？那简单，弄个孩子回来就是。
当晚，两个马仔去戏院看戏，幕间休息时发现一个三四岁的富家少爷在过道间欢蹦乱跳，瞅个空子用玩具和魔术把孩子诱出戏院，叫了辆三轮车带回了“福婴堂”。这个孩子，就是山田俊郎。
应该说，黄师爷的眼光确实很毒，他跟两个马仔不过聊了十几分钟，竟然就看清了他们的致命弱点，下了四字评语。两个马仔随即以自己的行动对黄老六的评语作了一个最贴切、最准确的诠释。至此，不仅韩老大，连梁老三也频频摇头，暗忖这俩小子真是扶不起的阿斗，只好让他们返港了。
那么，诱拐来的那个富家少爷该怎么处置呢？黄师爷说我先得跟这位少爷聊聊，了解情况后再说。没想到，根本没法儿跟这孩子聊。怎么呢？他一开口竟是奶声奶气的日语，“福婴堂”没人听得懂。黄师爷说这回闯大祸了，这小子是日本崽，闹不好是东洋官员的崽子哩！
这下，一干绑匪害怕了。紧急商量下来，让两个马仔连夜带着山田俊郎逃离广州，直接回港，把孩子送香港的慈善机构，就说是捡到的。慈善机构自会弄清其来历，帮助其回归家庭。只要孩子平安无事，估计苦主也不会刻意追究。
应该说，这个盘算成功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可架不住碰上了猪队友。那两个马仔竟像是上帝特地指派来毁灭“福婴堂”的特使，他们偷渡到港后，寻思带着这日本孩子就相当于怀里揣了一颗定时炸弹，万一遇到日本人盘查，那不就露馅儿了？一不做二不休，二人干脆把孩子掐死了，草草在海滩上掩埋。不料在掩埋过程中被人发现其形迹可疑，当即报警，两个马仔被日军巡逻队逮捕。
“福婴堂”在劫难逃，一个月后，所有被捕的涉案者均被判处死刑，只有黄师爷和“福婴堂”唯一的女性成员倪和娟漏网。韩盛夏等匪徒被处决前，日本顾问野谷给他们开出条件，如果谁供出黄芝君、倪和娟的藏匿地点，可以免死。死到临头，几个绑匪倒还有点儿骨气，说黄师爷非常了得，你们是抓不到他的，我们几个弟兄死也就死了，但只要黄师爷活着，肯定会给我们报仇。
日伪警察局对黄芝君、倪和娟的通缉持续到次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也没有任何结果。之后，随着国民党接收省会警察局，这桩案子也就渐渐被人淡忘了。此刻，看着卷宗里被处决的几个绑匪的照片，“55小组”五位侦查员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莫非真的是那个黄师爷找当初的办案刑警报仇来了？
在驻地的会议室里，一干侦查员分析下来，都觉得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那么，如果把这起绑架案作为切入点进行调查的话，下一步该如何进行？麦善谋再次提出建议：还是应该到市局去找。
找什么呢？麦善谋说，日本人性格刻板，办事中规中矩，何况是那么大的案子，因此，他们结案后应该会把绑架案的物证都封存起来。国民党方面接收日伪警察局时，应该是把卷宗和物证一并接收下来的，该案的卷宗我们找到了，估计物证也还在，只不过由于管理有问题，没和卷宗放在一起。我们不妨再到市局找找该案物证，很可能会发现些有价值的线索。
1月9日，专案组二赴市局。不出麦善谋所料，侦查员在一间灰尘累累蛛网密布的库房里找到了一个日伪警察局成批次定制的专用物证箱，箱盖上的白铜标签框里有张卡片，卡片上写着一组阿拉伯数字，与“山田俊郎绑架案”卷宗上的号码完全吻合。箱子锁着，也找不到钥匙，但这难不倒侦查员，再说又不是什么复杂的锁，尹小白用一根回形针就给捅开了。
打开箱盖，里面是日伪警察局查抄“福婴堂”时收缴的两支手枪、一瓶药粉（估计是迷药）、若干刀具、绳索和封口用的大块医用胶布等，还有一些照片。让侦查员惊喜的是，这些照片中竟然有一张“福婴堂”全部成员（六个绑匪、两男一女三个“内勤”）的合影，拍摄于年元旦，而且是当时流行的商家、公司悬挂于墙上的十二寸大照片，可以看清每个人的脸庞。侦查员根据绑架案卷宗中被捕者的照片逐个核对，排除了绑匪中的老大到老五，以及司机李某、厨师兼清洁工萧某，还剩下一男一女，那肯定就是黄师爷和倪和娟了。
黄师爷的年龄在三十三四岁左右，嘴里叼着一枚烟嘴，插有小半截香烟——其面容与姜孝顺所说的“鑫叔”以及旧衣摊主所说的那个陪同假车夫林和万购旧衣的男子吻合；倪和娟年龄不到三十岁，一张标准的鹅蛋脸，五官特征及体形与目击证人描述的那个女凶手酷似。
一干侦查员返回驻地，立即开始研究如何查摸黄芝君和倪和娟的下落。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对手已然察觉了警方的行动，准备先发制人，制订了一个“反制计划”，即将把暗杀的触角伸向“55小组”！
十、反制计划
案犯胆大包天，竟然打算暗杀专案组侦查员，这种事现在听起来，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以为是某些神剧的胡编乱造。但是，在解放伊始的广州，这根本不算什么稀罕事儿。有资料对此曾有披露：“那时广州刚解放两个多月，天上美蒋飞机不断袭扰轰炸，地上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军警宪特散兵游勇像输红眼的疯狗，昼伏夜出，满城乱窜，制造混乱，丢炸弹、搞暗杀、打黑枪……”随便举个例子，年2月的某个深夜，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广东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泊在其办公室里遭枪击，子弹穿窗而入，从其头边擦过，打坏了立在墙边的一口英国制造的维多利亚式大座钟。
案犯也许正是受到这种嚣张氛围的影响，才有了暗杀侦查员的念头。拍板决定此事的这个胆大妄为的对手，就是曾经的“福婴堂”师爷黄芝君，不过，他现在已经易名“朱益庆”了。
黄师爷原名唐鑫，广东阳江人氏，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自幼顽劣，酷爱舞枪弄棍。初中毕业后投身行伍，在军阀陈济棠的部队当过汽车兵、班长、排长、上尉军需官，年因贪污被军事法庭判处徒刑十年。其时，唐鑫因军需官业务关系已经在江湖上结识了几个黑道角色，结拜异姓兄弟，他排行最小，位列第六。上面五个盟兄闻知老六身陷囹圄，立即着手营救，打通监狱关节，助其成功越狱。
唐鑫逃到广州，改名黄芝君，籍贯也变为海南陵水。那时，如果有关系，户口很容易办，花一些钱钞即可。洗白身份后，他找了份私立小学老师的工作。不久，抗战爆发，广州暂时无恙，黄老师继续教他的书，私下里跟落草做了土匪的五个盟兄往来，为他们出谋划策。年秋，广州沦陷，私立小学被日军征用，黄芝君失业，遂接受盟兄的邀请，正式加入该犯罪团伙，并被推举为师爷。这位新师爷上任伊始就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该帮伙命名为“福婴堂”，二是通过关系给五个盟兄都办理了广州市区的良民证，这样，该帮伙就得以合法立足省会了。
黄芝君与绑匪团伙唯一的女性成员倪和娟是一对野鸳鸯，年“福婴堂”遭遇灭顶之灾的那晚，两人正好偷偷相约去外面开房间，侥幸逃过一劫。午夜时分，两人惊悉“福婴堂”出事，即分手各奔东西。倪持黄手书的字条前往黄的家乡阳江一所尼姑庵削发为尼，黄则潜逃湖南，在湘西一个道士老友那里藏匿，他懂些中医，便在当地行医谋生。但这只是权宜之计，黄知道最要紧的还是抓紧时间学习些本领，每天空闲时便自学英语，还经常去当地教堂跟一个英国神甫用英语交流。
次年抗战胜利，黄芝君返回广州，易名朱益庆，凭着那个英国神甫的一封信札，结识了沙面一家洋行的英国大班，做起了西药经纪人。那个英国神甫是个收藏迷，对中国的冷兵器颇有兴趣，黄受其委托，小规模收购中国民间的冷兵器，由此与伊勒德相识。
国民党接收广州后，原先日伪时期的通缉令就不再有人提起，朱益庆倒是可以安心经商。本想着以后就太平无事了，可命运似乎故意跟朱益庆过不去，他的人生再起波澜。年初，朱益庆经手的一批价值不菲的西药和医疗器械在从海外运至广州通关时意外被扣，不仅他自己的全部家当都在里面，还有好几个合伙人的，合伙人天天上门逼债，他连跳海的心思都有。费尽周折，他终于找到了一条路子，联系上一个名叫曹不凡的缉私警官。
曹不凡的真实身份是“国防部保密局”特务，刚从上尉晋升少校，受命组建“保密局”的一个情报小组。曹是北方人，还是第一次到广州，连粤语都不会说，让其物色对象建立特务组织，真是难为他了。可军令如山，难为也得做，还必须如期完成。于是，他决定利用缉私警官的职权发展特务。朱益庆是他盯上的第一个对象，所谓通关被扣，把朱益庆逼得走投无路求上门来，都是曹事先策划好了的。自然，他也会通过组织对朱益庆进行审查。“保密局”在这方面的效率还是很高的，朱益庆的“今生前世”被查了个一清二楚。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朱益庆是怎么想的，他都必须上“保密局”这条贼船，否则，就不是倾家荡产的问题了，那是要掉脑袋的。从此，朱益庆成了“保密局”的一名情报特工，接受短期培训后，随即投入收集情报的工作。西药经纪人照做，有“保密局”的暗中关照，生意自是风生水起。
年元月，根据曹不凡的指令，朱益庆在广州同乐路开了一家“益庆西药房”，营业执照上注明兼营医疗器械，并且“批零皆准”。这是“保密局”为败退台湾后进行秘密活动建立的情报点。不料，西药店开张不久，曹不凡突然被人暗杀，朱益庆就成了一只断线风筝。待到广州解放，朱益庆顿觉无比轻松——当然不是因为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了，他寻思着，曹不凡已死，国民党又跑到了台湾，自己和“保密局”的联系早就断了，估计没人想得起自己来了。
可惜，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年11月30日下午，朱益庆收到一份平邮印刷品。拆开一看，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西药广告。这种广告发放方式在当时不算稀奇，但这份广告却有些特殊——第一页上方右沿口向左、上沿口向下各三厘米交会处有一个黑点。曹不凡曾关照过，如果收到的任何印刷品邮件第一页上有这样的记号，那就是密函，可用显影药水涂在空白处显示其内容。朱益庆顿时心里一凉：人家还是没放过我！
凉归凉，该干的事情还是得干，否则只怕连心凉的资格都被剥夺了——死人是没有知觉的。加入“团体”时人家可是交代清楚了的，违犯内部纪律者一律密裁！没准儿曹不凡就是被“团体”密裁了……当下，他立刻配制药液涂抹在空白处。密函中交代，今后朱益庆的代号更改为“03”，让他于12月2日晚七时前往六榕路“抵家旅馆”房间，落款“蝙蝠”。
朱益庆别无选择，只好遵命。是日，他独自前往旅馆。前台听说是房间的访客，递过一把钥匙，说客人关照，你可自行进入客房。朱益庆上了二楼，打开房门，里面一片漆黑，不但没开灯，连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正迟疑间，房间深处传出一个男子的声音：“请进！关门！”
朱益庆照办。以为总该开灯了吧，对方却说：“往前走四步，有椅子，坐下。”
朱益庆摸索着走了四步，果然触碰到椅子，摸索着落座，心中愈发忐忑。“蝙蝠”跟朱益庆对上了接头暗号，语气稍显缓和，自我介绍来自台湾，系“国防部保密局”特别督察室特派员，奉命接收朱的组织关系，从现在起，朱归其领导。朱益庆的任务是组建一支特别潜伏小组，该小组代号“30”，由朱担任组长，军衔破格晋升为陆军少校，除薪饷外另有特别津贴和活动经费。
根据现实情势需要，“30小组”目前的使命是在一个月之内密裁五名党国叛徒。五名暗杀对象，上峰已经选好了，不劳朱益庆费心。而且，朱益庆一定有干掉这五个人的兴趣——他们就是调查“山田俊郎绑架案”的五名刑警，现都被共产党的公安局留用。具体暗杀手段和下手时机由“蝙蝠”视情而定，朱益庆接到指令即刻行动，必须干脆利索，不能拖泥带水煮夹生饭。该项行动须在本月内完成，一应装备器材、活动经费等，将会有人送至“益庆西药房”。
任务交代完毕，“蝙蝠”问朱益庆是否有什么困难。朱益庆干特工的资历虽然比较浅，但他多年为匪，熟悉江湖规矩，知道如果大谈困难，给上峰留下胆小怕事、故意推诿的印象，上峰就会另派他人执行使命，他自己呢，说不定跟那些暗杀对象一样也被密裁了。因此，尽管这桩活儿风险颇大，他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不过，有些困难确实是他个人无法解决的，那该提也要提，比如，以前他跟着曹少校搞情报，现在让他搞行动，而且是主持行动，经验有些不足，只给一个月期限完成任务，时间上显得紧了些，况且目前他单枪匹马，招募人员也没个头绪。
对此，“蝙蝠”的说法是，这项任务由朱益庆来执行，局本部专家是经过反复论证的。朱益庆参加“团体”虽晚，但从事秘密工作（即朱与匪帮勾结从事犯罪活动）的时间都够得上“军统”（即“保密局”前身）出身的老特工的资格了。朱是行伍出身，经历过战事，又长期混迹于匪帮，还是师爷，那就相当于参谋长了，策划个案子还不是小菜一碟？朱在广州定居后，组建“福婴堂”犯罪组织，专事绑架儿童勒索钱财。所谓绑架，在特工业内的分类就是“行动”。朱在数年内作案四十多起竟然无一失风，无一报警，这不是从事特工活动的天赋是什么？在局本部的会议上，甚至有专家提议，在适当的时候把朱接到台湾去，在“保密局”特训班担任教官，专门教授策划绑架行动方面的课程。
至于“30小组”的人员问题，由于时间紧迫，以及安全方面的考虑，可以暂缓招募。为完成当前的任务，局本部决定给朱配备两名助手，这二人都属于“30小组”的正式成员，归朱益庆领导，如有违纪行为，朱有权给予最严厉的处置，直至密裁。
两个助手之一，就是朱益庆的老相好，“福婴堂”出事当晚和朱益庆一起逃跑的倪和娟。朱把倪和娟安排去阳江的尼姑庵出家之后，两人就没再联系过。“保密局”业已查明，倪和娟于三年前还俗，改名蔡少仙，到广州找朱益庆未果，就留在了广州，靠做小买卖谋生。一年后嫁了人，男方名叫臧柳川，抗战时被“军统”广州站吸收为编外行动人员，战后拿了笔遣散费经商，结识了蔡少仙，两人终成夫妻。“保密局”策划密裁行动时，考虑到朱、蔡的关系，决定把蔡、臧夫妇吸收进来，作为朱益庆的助手。
这是朱益庆与上司“蝙蝠”唯一的一次见面，“蝙蝠”并未交代朱益庆在完成使命后，或者执行使命期间一旦发生意外该怎样与其联系，朱知道规矩，也不敢问，只有遵命行事。之后几天，朱益庆紧锣密鼓地忙活，先把西药房原来的两名店员辞退，各发给一笔遣散金。又去营造行叫了两个工匠，把店面稍作装饰。最后通知臧柳川、蔡少仙前来报到，两人遂成为西药房的新店员。其间，有人送来了一个包装严实牢固的箱子，里面是从事特工活动的一应装备器材。
晚上西药房结束营业，朱益庆跟臧柳川、蔡少仙一起吃饭闲聊，主要目的是了解一下臧柳川这个“军统”编外人员的暗杀手段如何。一聊之下才知道，这家伙不但精通使用各种武器，心理素质也非常稳定，抗战时在广州等地多次参与暗杀日伪官员的行动，从没失手过。
而另一个属下——当年的倪小姐、如今的蔡小姐，他是不需要担心的。且不说二人做野鸳鸯时的了解，当年的倪小姐进“福婴堂”时，就是他面试的。前面说过，他的眼光是比较毒的，香港来的两个二愣子，他一眼就看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结果很快得到印证，“福婴堂”还因这二人遭遇灭顶之灾。这位倪小姐呢，面试时聊了没几句，他就认可了。为什么呢？凭直觉，他认为这女子胆大包天，同时心思缜密，实在是干这行难得的人才，而且还有性别优势——常人对女性的防范意识大多不强。不仅如此，几年不见，这位蔡小姐似乎还有了“进步”，不知是本性使然呢，还是受了丈夫的“熏陶”，蔡小姐对于即将执行的密裁使命竟然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说她这几天正在抓紧时间苦读丈夫推荐给她看的两本“军统”内部的行动特工指导手册，颇有心得，谈及杀人，就好似女人之间议论时装美食那样轻松自如。
尽管两个属下还算让人放心，朱益庆依旧有顾虑：一是五个目标都是精干刑警，对这种目标下手，他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二是即使侥幸解决了这五位，接下来警方该作何反应？毕竟是杀了五个警察，一旦警方大动干戈进行调查，自己逃得脱吗？
朱老板既没有足够的信心，又对自身安全深感担忧。可任务摆在那儿，拒绝是不行的。思前想后，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把这个任务搅黄了。“蝙蝠”曾经交代，由他选择下手时机和地点，朱益庆接到通知后即刻行动。如果目标都藏匿起来，或者干脆玩消失，“蝙蝠”无法探知他们的行踪，那行动命令也就没法儿下达了。怎样才能让这几个目标玩消失呢？朱益庆苦思冥想，终于有了办法——这，就是五封警告信的由来。
朱益庆瞒着臧、蔡夫妇，把自己亲手绘就的警告信分别寄给五个目标后，一连多日没接到“蝙蝠”的行动指令，寻思可能达到预期效果了。眼见得日历一天天翻过去，距离年终不过十天了，朱益庆以为这个任务多半黄了，不料12月21日下午，随着电话铃骤响，“蝙蝠”下达了第一道指令。
指令很详细，不但包括目标郭振堂此刻所在的具体位置、在干什么，还对使用什么凶器、如何下手进行了详细交代，甚至具体到行动人员把刀捅入对方身体后不要拔出。朱老板别无选择，只好指派臧柳川出动。臧的表现倒还真是“言行一致”，面不改色点头接受指令，但选择凶器时没拿“蝙蝠”派人送来的军用匕首，而是在朱益庆三年前从老伊那里买下的十把攮子中随手取了一把。朱老板叮嘱他下手后让刀子留在目标身上，他点头表示理解，说应该这样，如果拔刀，血会喷出来，弄脏了衣服就不容易脱身了。
郭振堂被杀后，“蝙蝠”的指令接连而至，臧、蔡夫妇竟然都能顺利完成使命，安全脱身。警方那边似乎也没啥太大的动静，朱益庆正暗自庆幸，不料12月26日与姜孝顺邂逅，无意间得知警方正准备找老伊外调。那一刻，他真有一种“肠子悔青”的感觉！
有一段时间，朱益庆帮着那个英国神甫收集中国民间的冷兵器，一度跟老伊交往频繁。后来，老伊喝酒毁了身体，朱益庆的上家英国神甫也没了音信，他跟老伊也就不联系了。现在闻知警察找老伊外调，他担心老伊将他的情况和盘托出。朱益庆倒还沉得住气，当晚冷静作了一番分析后，也不跟蔡少仙、臧柳川商量，独自制订了灭口方案。当然，杀人不是儿戏，还是谨慎一点儿好。次日朱益庆赶在姜孝顺之前到小北直街拜访老伊，见面后问了问情况，得知外调人员是市局警察，而且有派出所民警陪同登门，心里不禁一凛，寻思肯定是作案凶器被警方瞄上了。遂决定下手，把老伊诱到“祥元阁”给毒杀了。
朱益庆身为绑架团伙成员，策划犯罪活动的活儿做得还不错，但让他搞具体行动，那就显出科班出身和野路子的差别了。制订灭口方案时，他专拣有利于自己的方面想，根本没考虑过灭口后看似消除了隐患，其实又留下了新的隐患——警方在调查老伊命案时肯定要追查到其外甥姜孝顺身上，而姜孝顺在案发前夜遇到过自己这个情况警方马上就会知道！朱益庆是在毒杀老伊返回西药房后突然意识到这一点的，像是武侠小说中遭了高手点穴一样，顿时呆若木鸡，一时竟动弹不得。半晌回过神来，发现臧柳川、蔡少仙夫妇站在对面，正狐疑地打量着自己。这对夫妻还从未见过他们一向敬重的黄师爷、朱老板这般失魂落魄，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想问又不敢。
恢复镇定后，朱益庆立刻作出了一个决定：把真实情况告诉两个部下。
听朱益庆如此这般一说，蔡少仙有点儿坐不稳当了，脸上变颜变色的，倒是其夫臧柳川还挺得住，不但没有一丝紧张，反倒哈哈大笑。朱益庆以为这主儿被吓得精神失常了，正没奈何时，对方开口了：“不瞒老板说，我一直想去香港或者台湾。以前给‘军统’干事的时候，我手上沾的血太多了，有日本人和汉奸的，也有不少中共地下党的，要是让共产党抓到的话，枪毙我十个来回都富余。广州沦陷（指解放）前我想逃港，被这妖精拖了后腿（说着狠狠剜了其妻一眼）。上月，‘团体’来人让我归队时对我说过，干一阵儿可以去香港，还给了我一个联系地址。现在既然快穿帮了，那老板您就把西药房关了，咱们三个偷渡去香港，转而投奔台湾。不管怎么说，这个任务完成得不错，咱们算是有功人员，没准儿还可以被党国封个官儿哩！”
一语提醒了朱益庆，寻思要说活路吧，这倒真是一条。当下，三人就商量如何善后。朱益庆有了教训，这回不敢草率了，针对如何赶在警方的侦查触角伸到“益庆西药房”之前做好关店、变卖存货、联系偷渡以及万一被警方盯上如何脱身等事宜进行了详细谋划。蔡少仙毕竟是妇道人家，担心时间不够，还没准备好就被警方一锅端了。朱益庆解释说，姜孝顺能够向警方提供的线索也就是他跟老伊在解放前的交往，当时他化名“穆三鑫”，身份则是一个冷兵器的买家，老伊并不知道他在经营西药店。广州这么大，警方不会那么快就查到他身上。所以，我们肯定可以赶在警方把侦查触角伸过来之前从容赴港的。
这么一说，蔡少仙才稍稍心安。三人做了分工，各自分头准备。接下来的几天，准备工作比较顺利。朱益庆联系上当地的蛇头，付了预付款，对方答应马上着手安排船只。因为这是生死之旅，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负责置办武器的臧柳川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三支冲锋枪、子弹若干和十二枚手榴弹，偷渡时万一遇到警方的拦截，这样的火力足够对抗一阵子了。同时，也找到了几个对药房感兴趣的下家，转让事宜即将进入洽谈阶段。
1月10日一早，药房正常开门营业，蔡少仙发现门缝里塞进了一张推销春节期间合家欢聚摄影服务的广告单。臧、蔡夫妇不知道“蝙蝠”和朱益庆是如何进行联系的，以为是寻常的推销广告，况且这家照相社就在附近，上月也以这种方式发过广告。蔡少仙随手就要把广告单扔进纸篓，被从后堂出来的朱益庆看见了，便问这是什么，闻知是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朱说让我看看，拿着就去楼上了。
进屋一检查，朱益庆发现了密件暗号，随即涂拭显影剂，密件的内容让他大为震惊——华南分局社会部日前两次派员前往广州市公安局档案库，疑系查阅五年前被日伪省会警察局端掉的“福婴堂”一案的卷宗和物证。密件的末尾，还有“蝙蝠”的三字指令：盼严防！
在绑匪这一行中，朱益庆的脾气算是比较温和的，通常也不爆粗口，他自认为是读书人出身，民国年间的初中毕业生也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了。虽然做了绑匪，但军队有儒将，绑匪中自然也可以有“儒匪”。而此刻这个“儒匪”面对着上司的无厘头指令，再也无法保持儒雅，忍不住破口大骂。为什么呢？因为“蝙蝠”的三字指令纯系风凉话。警方已经查到“福婴堂”了，那也就知晓了朱益庆和蔡少仙的面容、经历，再往下追查虽有难度，找到“益庆西药房”头上也是迟早的事。都到这一步了，让朱老板怎么“严防”？
不过，这会儿骂谁都不管用。眼看着进入了大难临头的节奏，只有想办法扭转被动局面才行，朱益庆的脑子又开始高速运转。反复思量下来，他对上司的这封密函越来越疑惑。既然警方已经查明了自己的底细，上司应该知晓利害，为什么下达的指令仅仅是“严防”呢？西药房是固定不动的，又不是一条船，人家若是找上门来，还有什么可防的？那就只有拼了。当然，拼肯定是拼不过的，这个结果，“蝙蝠”也该知道。那他为什么还要下达这种狗屁指令呢？难道是故意让我们送死？若是如此，何必又送来这份密件提醒我呢？让我们稀里糊涂被警方端了不是更好……
整整一天朱益庆都在琢磨这事，晚上更是辗转反侧。思来想去，不得其解。看来还得赶紧行动，尽快逃离广州才是上策。
天明后，朱益庆把昨晚琢磨良久的问题简略跟臧、蔡夫妻说了说。臧柳川深以为然，蔡少仙提醒朱益庆，说我们先得把门外贴着的转让启事撕掉。朱益庆连连点头：“对对，不但要把启事撕掉，还要把糨糊痕迹擦干净。现在不能提转让西药房之事了，否则容易引起共党公安的注意。”
可这样一来，他们手头的钱钞就有点儿紧张了。此前为了支付偷渡费用、购买武器，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三人逃港后的生活开销该怎么解决呢？尽管他们手里有枪，但香港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不可能就地作案，不但不能作案，想在香港混下去，他们还得拜码头，这都需要钱。因此，朱益庆主张不能两手空空去香港，总不见得偷渡到香港去做叫花子吧？而臧、蔡夫妻俩的意思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共党公安都快找上门来了，还是赶紧滑脚为好，到香港后再作计较。实在无路可走了，还可以投奔“保密局”驻港办事处。臧柳川说：“咱们是为党国效命遭共党追缉才逃港的，是党国的忠臣，党国理应解决咱们去港后的生存问题。”
朱益庆可没有臧柳川那么想当然，顶头上司“蝙蝠”在自己面临危机的时候都坐视不救，何况从没打过交道的“保密局”驻港办事处？逃港自然是要逃的，还必须尽快，投奔“保密局”驻港办事处也不失为一条出路，但在这之前，为争取最优厚的待遇，最好是弄桩什么额外功劳给办事处一个惊喜。他把这个想法一说，胆子贼大行事向来不计后果的臧柳川提出，干脆把追捕咱们的共党公安干掉，作为晋见之礼。
作为“30小组”的头目，朱益庆自然懂得未经请示擅自行动（而且是重大行动）是违反“团体”纪律的，但是，“蝙蝠”并没有给他留下紧急状态下的联系方式，他们三人明知危险正在逼近，总不成坐以待毙。相信上峰应该能够理解，况且，此举一旦成功，产生的效果必定比暗杀五个党国叛徒的行动强上百倍，他们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就这样，一个针对专案组侦查员的“反制计划”形成了。十一、宝马R35
“30小组”的“反制计划”，“55小组”一干侦查员当然不可能察知，此刻，他们正在对案情的细节进行研判，以便制订下一步的侦缉方案。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侦查员分析案犯的作案动机可能不仅仅是为报仇——
如果黄芝君真的那么讲江湖义气，为什么不在广州解放前下手呢？那段时间，国民党警察局个个人心惶惶，内部管理更是混乱，案犯暗杀警员的难度要小得多，作案后逃避侦查也容易得多。可是，黄芝君根本没有行动，也没有放出任何有关报仇的风声。广州解放伊始，他却先发警告信，再实施暗杀，三天内连杀五人，又对知情人老伊采取灭口手段，这似乎不合情理。
如果不是为了报仇，那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呢？侦查员注意到，五年前被日伪省会警察局处决的“福婴堂”五名绑匪中，老二区天佑、老四何骁勇是表兄弟，系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华侨，早年当过海盗，因受通缉逃亡来华。当年日伪警察局在分析黄芝君、倪和娟的下落时，还曾考虑过两人是否逃往马来亚，向马来亚的日本占领军发函请求协查，但之后再无下文。此刻侦查员怀疑，系列命案也许有海外背景，说不定与马来亚当地黑帮有关。
分析到这里，亓舞牧提醒侦查员，案子的背景越来越复杂，指不定会有什么样的意外发生，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当然，话是这样说，大家也有思想准备，可谁也没想到对手竟然动着突袭专案组的脑筋！
接下来研究的是从哪个方向寻求突破。一番讨论下来，侦查员认为有三个方向可以考虑——
一是黄芝君前往小北直街时曾使用的摩托车。其实这个调查方向在两天前的案情分析会上也提出过，当时专案组掌握的线索有限，有些无从下手的感觉，暂时放弃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虽然到目前为止专案组尚未掌握那辆摩托车的品牌、式样、颜色、牌照以及可能存在的个体特征（比如受损痕迹、个性装饰等），只有几张该车在伊宅后门留下的轮胎痕迹的照片，但专案组已经从市局的档案库里找到了当年“福婴堂”所有绑匪的合影，知道了黄芝君的确切相貌，可以通过走访现场区域的居民、商家、小贩甚至全市各加油站收集线索。
二是冷兵器。据姜孝顺回忆，其舅舅老伊跟“鑫叔”开始交往的时间段，老伊正在做冷兵器买卖，“鑫叔”与其交往频繁，多半跟冷兵器有关。由此推断，黄芝君也曾做过冷兵器生意或者有收藏冷兵器的爱好。广州这么大，具有各种各样收藏嗜好的人肯定不少，有相同爱好的人为丰富自己的收藏，就会扎堆交流，搞些买卖或转让之类的动作，专案组可以对冷兵器收藏爱好者进行访查，以期查摸到黄芝君的蛛丝马迹。
三是姜孝顺曾经提及，老伊被害前一天晚上他跟“鑫叔”邂逅时，对方手里拎着一个藤编提兜，里面装着两个贴有彩色标签的瓶子。姜孝顺只是一瞥而已，未曾留意是酒还是酱油之类。当时侦查员判断“鑫叔”可能住在附近，在周边一公里范围内进行过查摸，未果。现在看来，这个细节也是重要线索，有必要请姜孝顺再次回忆，同时对附近的槽坊、酱园等进行调查。
专案组长决定，三个方向的调查同时进行：陈君临、张百行、麦善谋各带六名便衣，分查“摩托车”、“冷兵器”和“两个贴有彩色标签的瓶子”；尹小白随亓舞牧留守驻地，亓舞牧坐镇抓总，尹小白作为机动。
当天，三路人马调查下来，并无收获。1月11日，调查继续，负责调查摩托车线索的陈君临一路似乎撞到了好运。
陈君临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白色恐怖下的对敌斗争极为凶险，他脑子里形成了“有时可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思维模式。这天就是这样，原本是要到老伊所在的小北直街区域继续走访的，如果未能查到线索，就转而前往“祥元阁”那边，走访饭馆周边的商家、居民、小贩等。一上午查访下来，还是白板一块。中午，七名侦查员在一家路边小店午餐，每人一碗面条、两个馒头。折腾了一上午，大家都已饥肠辘辘，当下风卷残云。吃过饭，众人出了饭馆，各自骑上停在门口的自行车正要出发，忽听老陈轻声道：“等等！”
六名外援便衣一齐看着陈君临，只见老陈拧眉沉思片刻，忽然把车龙头转了个向，嘴里一声“跟上”，蹬车疾行而去。众人不知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又不便问，只有紧随其后。
原来，陈君临忽然想起姜孝顺在那家卤菜铺门前排队邂逅“鑫叔”的情节，寻思如果黄芝君用来作案的那辆摩托车是他自己所有（或者是向别人借的，但那几天他一直在用着），那么他途经卤菜铺的时候是否也骑着这辆摩托车呢？没准儿去卤菜铺那里走访可以获得些许这方面的线索。于是，他临时决定暂停在小北直街的调查，直奔卤菜铺所在的惠福路。
大概是每天制作卤菜时都要亲自尝滋味，卤菜铺的辛老板吃得肥头大耳，对侦查员拱手作揖满脸堆笑，酷似一尊弥勒佛。一聊之下，侦查员大感意外，这尊活弥勒竟是革命烈属——其嫡亲弟弟系东江纵队战士，抗战胜利前夕在战斗中牺牲。由于父母皆已病殁，解放后政府把追认其弟为革命烈士的证书送到了辛老板手里。辛老板对革命的认识不一定到位，但对与其烈士老弟同一个阵营同一条战壕的侦查员的配合却绝对到位。听陈君临说明来意，他说万分抱歉，同志您所说的那天傍晚，敝人有事外出不在店里，对您几位需要了解的情况不甚清楚。不过没关系，我这就把店里的伙计全部集中起来，有什么问题，尽可以问他们，如果需要，我可以暂停营业，您想问多久就问多久。
陈君临对其如此配合甚为感激，但寻思暂停营业的话，不但于商家有损失，这消息四下一传，还可能对调查不利。所以，再三感谢后予以婉拒，还是采取了把伙计轮流请至后堂谈话的方式。
一番接触下来，果然有收获。卤菜铺十六岁的学徒苏阿良向侦查员反映，那天（就是老板有事外出那天，所以记得很清楚）傍晚，旁边巷子里突然爆出一阵喧哗。阿良这年龄正是喜欢凑热闹的当儿，很想去看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此时正是出售卤菜的高峰时段，手头的活儿根本放不下来，只好打消念头。劳动纪律是遵守了，但好奇心得不到满足，却是使他十分难熬。结束营业之后，他立刻借倒垃圾的机会，去隔壁巷里向熟识的小伙伴打听先前发生了啥事儿。
人家告诉他，有一个来你们卤菜铺买卤菜的顾客，是骑摩托车来的。他把车停在巷口，待买好卤菜返回时，正好有个清道夫拉着一辆垃圾车从巷子里出来，没留心，把摩托车蹭掉了一块饼干大小的喷漆。那顾客自是恼火，扯住了那个佯装不知，拉着垃圾车就要开溜的清道夫。两人先是争吵，清道夫可能自忖个子高大，又年轻力壮，伸手推搡对方。不料那个看上去一副老板样、四十来岁的顾客却是会功夫的，他一手拎着装卤菜的精致藤编提兜，另一只手看似毫不费力地一挥，竟把清道夫推得连连后退，要不是后面有墙壁，肯定跌成一个朝天元宝。清道夫大怒，欲从垃圾车上取工具动家伙，被众人阻拦。那老板模样的男子无意纠缠，把提兜往摩托车龙头上一挂，跨上车座发动引擎就离开了。
侦查员随即请苏阿良领着去隔壁巷子找那几个小伙伴，问下来，骑车男子的年龄、外形和穿着跟姜孝顺那天巧遇的“鑫叔”相同。又问了摩托车的特征，说是一辆紫红色的两轮摩托，什么品牌谁也说不上来。建国初期中国自己还没有生产摩托车的厂家，各地的摩托车全部是民国时期留下来的舶来品；不过，“鑫叔”骑的摩托车另有一个新添的特征，那就是车身左前侧的金属护板被垃圾车蹭掉了一方喷漆。当然，侦查员最关心的是摩托车的牌照号码，但这几位谁也没有留心。于是扩大调查范围，跟当时在场的围观者都一一接触，最终有六人一致认定，牌照的最后两位数字是“37”。
这就好办了。侦查员前往市局交警大队查摩托车牌照档案，把所有尾数37的车辆滤了一遍，紫红色的一共有二十三辆。根据档案信息，连夜分头前往这二十三名车主住所地的管段派出所，了解这些车主的身份、年龄、职业、政治面貌等情况。然后，即由派出所民警陪同前往车主住所查看摩托车。最终的结果是：二十二辆摩托车的车主在12月26日傍晚都没去那家卤菜铺购买过卤菜，他们的摩托车均无被刮蹭过的痕迹，也没有补过漆。最后一辆摩托车的车主齐一鸣在一个月之前因历史问题被拘捕，目前关押于西山分局看守所。据其家人称，其名下的那辆摩托车在其被捕前七八天失窃，当时曾报过案。
次日，陈君临等七侦查员前往西山分局。了解下来，齐一鸣是留美学无线电技术的，抗战前期回国，系广州邮电局高级工程师，但只上了半月班就被国民党海军作为技术人才挖去，任命其为战时无线电通信技术特别研究室副主任，少校军衔。之后，齐一鸣一直效力海军，直到抗战胜利。年初，齐退出军界，进了南京市邮电局。年春，国民党政府逃窜广州，齐辞职去了上海，在上海美资电话公司当高级技术顾问。年10月中旬，因技术问题与上海邮电系统军管干部发生争执，提出辞职，未等组织回音即返回广州老家赋闲。不久前，上海方面向广州市军管会发公函要求审查齐的政治历史问题，军管会随即指令西山分局对齐实施拘留。
那辆被窃的摩托车系德国宝马R35，据齐一鸣本人交代（警方在其家中也搜出了购物发票），系齐在年5月2日于上海中央商场购买，属于汉奸抄没物资中的清理商品，远比市场价便宜，齐斥资购下，作为在沪工作、生活的交通工具。几个月后齐“愤而辞职”，打点行李返粤，这辆宝马R35就是其中一件最重要的行李。
广州市军管会下令对齐实施拘留审查前，曾让分局派员数次找其询问情况，想动员他主动返沪复职，即使上海方面要审查政历问题，也可由上海进行，遭到齐的拒绝。这种谈话，被齐认为“纯属骚扰，不堪忍受”。所以，他想在家赋闲，其实也根本没有心思，这辆摩托车虽然上了广州牌照，但返粤后很少使用。失窃那天，齐一鸣的侄子齐致良借了摩托车携女友去白云山游览，傍晚返回，在海幢区一家新开的饭馆共进晚餐，离开时发现停在门前的车子不翼而飞，因此还跟饭馆方面发生争执。双方闹到派出所，所方认为这是一起盗窃案，让车主向海幢分局报案，海幢分局立案调查，但并未获得任何线索。
生性谨慎的陈君临又转而在派出所配合下对齐一鸣的亲友、邻居进行了调查，查明齐由沪返粤后很少外出，也没有什么外人来访。专案组由此得出结论，这辆宝马R35就是黄芝君作案使用的交通工具，齐与黄芝君应该并不相识，与系列命案没有关系。至于黄芝君是怎样得到这辆摩托车的，侦查员估计有可能是其从黑市上收购的赃物。
接下来的调查，就要从摩托车窃案和销赃方面着手了。亓舞牧为充实陈君临那一拨的力量，指派侦查员尹小白前往，对尹说的是“你和老陈两人共同主持侦查”。但尹小白跟陈君临见面后，把专案组长的指示作了“篡改”，说“组长命令小白向您报到，由您调遣。您这边有什么苦活儿累活儿，尽管派给我，小白没啥本领，但觉悟是有的，而且正在提高，干劲也不缺”。陈君临听张百行私下说过，小白同志正在争取入党，当下信以为真，哪里想到这位全组年龄最小、平时看似最没正形的同志竟是五个侦查员中参加革命时间最早、党龄排第二的资深人物？
尹小白故意“篡改”亓舞牧的指示，用他事后的解释是“怕麻烦”。小伙子文化程度不高，最怕的是没完没了的“开会研究”。而据其感觉，资深地下工作者陈君临可能“性格使然+经验教训”，很喜欢“开会研究”，寻思如果按照组长所说的“共同主持”，那还不老要扯了他研究事儿？所以，尹小白就玩了这一手。
对于尹小白过来增援，陈君临倒是很高兴。他知道这小伙子熟悉广东的风土人情，对帮会黑道、多种行业各色人等的知晓了解程度，甚至超过了他这个长期在广州搞情报的秘密工作者。当下把情况跟尹小白说了说，问尹小白有什么想法。尹小白说兄弟提个建议，是不是可以考虑派我去这边的地下黑市转悠几天，如果运气好的话，没准儿很快就能查摸到把赃车销给黄芝君的家伙。陈君临正有此意，立刻给尹小白调配了两个助手，陈君临则和另外四个外援便衣调查已经从分局接过来的摩托车失窃案。
尹小白擅长跟黑道打交道，他以前在香港时曾有过数次卧底经历，有过千钧一发、生死一线的体验，现在接下了跟黑市黄牛之类打交道的活儿，自是熟门熟路。当晚回到驻地已过午夜，他一时还不想睡，便去了办公室，寻思最好老亓犯了迷糊，把那罐好茶叶留在外面。这老亓太抠门，那茶叶他也就是专案组成立当天拿出来过一次，然后就不知藏哪儿去了。进了办公室，茶叶罐没发现，倒是见桌上放着机要员刚送来的当天的《敌情通报》。
这是由广州市公安局秘书处每天一期发至各部门的内部资料，上面有全市各区分局上报市局的上一天发生的政治、刑事案件和治安情况，说是“通报”，其实是简报，有的案件简单到只有一行字。尹小白看到黄沙区分局上报的情况时，眼睛突然一亮：昨天晚上九时许（即四五小时前），该区丛桂路“祥云影剧院”门前发生一起有五十余人卷入的流氓斗殴案，双方争夺的是一辆宝马R35两轮摩托车。据被捕的案犯供称，该车系一辆无主车。对于这类混混儿来说，没钱花时即使是有主车也会去撬窃，何况是一辆无主车，于是就有人想把这辆摩托顺走，来一个无主变有主。当晚，一伙混混儿来到影剧院门前，准备实施所有权变更，不料，不知何人把消息泄露出去了，另一伙经常在这边活动的混混儿也在动这辆摩托的脑筋。两伙混混儿劈面相遇，最初是“据理力争”，双方都主张“发现权”。这当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接下来就是谈判，按照见者有份的规矩，双方商量一个分配比例。但这个比例谈得很不顺利，最后发展到动手。
双方都是有备而来带了家伙的，匕首、铁尺、三节棍、九节鞭，据说有人还揣着自制手枪，石灰包胡椒粉之类的阴招那更是不消说了。这一架要是真打起来，多半会出人命。幸亏公安大队战士荷枪实弹巡逻经过，见状立刻鸣枪警告，然后下手拿人，双方将近五十人连同争议物摩托车一并带进了分局。
因为其中有摩托车，这则通报引起了尹小白的注意，但通报里面没写这辆摩托车的牌照号码，尹小白就用内线电话打到黄沙分局，一问，果然是齐一鸣失窃的那辆宝马R35！尹小白立马去宿舍把陈君临唤醒，一说情况，老陈立刻就没了睡意。两人商量下来，决定先不惊动已经歇息了的亓舞牧和其他侦查员，就他俩夤夜悄然出动，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解，如发现蛛丝马迹，则再视情增加警力。
陈、尹骑着自行车先去“祥云影剧院”，敲门唤出守夜人老王，不问别的，单问这辆摩托车在影剧院门前停多长时间了？老王的工作是负责夜晚照看，每天都是在家吃过晚饭来上班，次日天亮下班。照规矩，上班后、电影或者演戏结束以及下班前都要在大门外面巡察一番，其余时间都在影剧院里面待着。昨天早晨下班前老王去大门外巡察时没见到那辆摩托车，晚上上班时看到了，当时旁边已经站着几个小混混儿，老王还以为是他们骑来的呢。
看来这辆摩托车是白天停在影剧院门口的。那么，这期间有谁留意过摩托车的情况呢？老王说这要去问清洁工姚嫂，白天她要把影剧院打扫一次、捡拾门前的垃圾杂物。
姚嫂家就住在影剧院后边的巷子里，当下侦查员便去敲门。了解下来的情况是，上午姚嫂打扫门口时并没看到那辆摩托车，午后出来捡垃圾杂物，那个位置停的是一个卖烤红薯的摊头，下午五点再次出来捡垃圾杂物，才发现那个位置停着一辆摩托车。
那么问题就来了，摩托车停在影剧院门前的时间并不长，那两伙小混混儿凭什么认为那是一辆无主车呢？两位侦查员随即去了黄沙分局，请值班领导立刻派车把该案的承办警员接来。
1月13日凌晨三时许，该案承办警员、留用刑警老刘睡眼蒙眬、哈欠连天地出现在陈君临、尹小白面前。听尹小白道明来意，老刘说这个细节他在讯问时也注意到了，据主张享有“发现权”那伙混混儿的头目许晋康说，他是在下午三点多从附近的“新新溜冰场”出来时得到报告的，报告者是家住附近的一个少年——以许晋康在那一带的名声，绝对是小太保们心中的偶像，平时经常有这类少年向他报告各种小道消息。
当时那少年报称，“祥云影剧院”门前停有一辆很新的紫红摩托车，已经停了几天了，好像是无主车。许晋康以前没少干过把停在公共场所的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顺走的活儿，当下闻之心里一动，就拐到那里去查看，果然有那么一辆摩托。许晋康有点儿迷信，平时干这种歹活儿之前总要“看天意”，遂掏出一枚寸身不离的古钱币，默念一声“敬遵天意”，朝上一抛，钱币落地，正面向上——正合“天意”。于是他就找到两个心腹弟兄，让他们约齐一伙人，当晚到影剧院门前会合。
另一伙小混混儿的头目沈小山的说法是，他的表弟在许晋康手下厮混，有时会在不经意间透露一些许晋康的情况。那天也是这样。因父母当晚去参加朋友婚礼，表弟就到他家来吃晚饭，饭桌上说其接到许晋康的通知，晚上七点前往影剧院，要把那里的一辆无主摩托弄走，还关照去的人都要带上家伙，以防和他人发生冲突。沈小山一听马上来劲，他最近手头正紧，寻思把这辆摩托车弄到手的话，变卖后就可以花一阵儿了。
主意打定，他趁着去灶间端汤时，悄悄向母亲告密，说表弟身上揣了一把铁尺，今晚要去跟人搏性命。沈母听着吓了个激灵，寻思老妹难得把外甥托付一次，如果出了问题，那可就没法儿交代了。跟丈夫悄悄一嘀咕，就把外甥给看住了。那小子年已十六，个头儿高力气不小，对父母叛逆惯了，却不敢跟姨妈夫妇耍横——姨夫曾经当过拳击教练。沈小山则借口去朋友家，溜出门纠集人马去了。
拂晓时分，尹小白、陈君临返回驻地，亓舞牧已经起床，正在院子里站桩。听他们报告了情况，没发表意见，只让两人马上休息，睡一觉起来再分析案情。
尹小白年轻精力充沛，心里惦着这条线索，虽然几乎一夜未睡，躺下后也总觉得睡不踏实，不过迷糊了一个多小时，再也睡不着了，干脆起床去了亓舞牧的办公室。专案组长明知他急着查线索，却绝口不提线索的事，关照他再去睡一会儿，养足精神，今天的工作估计会很紧张，而且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否则怕他顶不住。尹小白心下狐疑，难道今天有什么大动作？想跟组长打听，却见亓舞牧不耐烦地冲他挥挥手。共事这些天，他已经知道了组长的脾气，尽管心里有疑问，也只能忍着了。
十二、灭顶之灾
回过头来，再说“30小组”。那二男一女此刻的心情可以用兴高采烈来形容，因为专案组已经着了他们的道儿，钻进了精心设置的圈套。圈套的设计者并非组长黄芝君，也不是昔日“军统”的编外杀手臧柳川，而是曾经的女绑匪蔡少仙！
别看蔡少仙是一介女流，护校出身，没有上过特工培训班，没有读过中外侦探小说，平时也从来不看报刊，连福尔摩斯是何许人都不清楚，可是，这次她想出的主意，令朱益庆不得不刮目相看。
先前朱益庆主意打定，要赶在警方把侦查触角伸至“益庆西药房”前，对专案组侦查员实施“反制”，以此作为逃港投奔“保密局”驻港办事处的晋见之礼。这个想法倒是不错，但缺乏实施条件。朱益庆左思右想，思路始终卡在“怎样察知专案组情况”这一点上。即使不是干特工的，比如像许晋康、沈小山那样的混混儿，他们在跟对手群殴之前，也会摸一摸对手的底细，比如有多少人？头目是谁？有没有厉害的靠山？等等。而“30小组”乃是党国正牌特工组织，在“国防部保密局”有备案的，要实施“反制计划”，那当然必须了解目标最基本的情况，比如专案组有多少人？驻地在哪里？活动规律如何？可是，“30小组”目前只知道华南分局社会部已派专人对系列命案进行侦查，其他一概不知，这叫他们如何制订行动方案？
臧柳川、蔡少仙见朱益庆愁眉苦脸，知道“反制计划”遇上关键性的难题了。夫妻俩私下嘀咕，咱三个是一根绳子上拴着的蚂蚱，现在内地已是共产党的天下，要想活命只有去海外。眼下头儿没辙，按理说咱俩不该打扰他，让他静心想解决法子。可是，谁能保证头儿肯定能够想出法子来呢？倒不如跟他说说，把难题端出来，不是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
于是，臧柳川就大着胆子向朱益庆建议，老板您有啥一时想不透的难事儿，如果不涉及党国重大机密的，是否可以跟我和少仙说说？朱益庆寻思，此刻也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那就说说吧。没想到，把面临的难题一说，真的就把死马给救活了，而且出主意的竟是蔡少仙。那么，蔡出的是个什么主意呢？
蔡少仙说，之前老板您不是开了那辆宝马R35去为老伊“送行”的吗？我估摸警察肯定已经查访到这个情况了，您显然也估料到这一点，所以把摩托车停在后院库房里没再用过，还说等过了风声把车喷成其他颜色，再设法处理掉。我现在想，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辆车开出去，停在某个热闹的公共场所。然后，给管段公安分局或者派出所打电话，说那里停着一辆无主摩托。估计警察正在寻访这辆车，肯定会立刻赶到现场去查看，去的人当然就是正在调查案子的专案组便衣了。我们呢，事先在附近待着，待便衣查看过后，我们就悄悄跟着，那不就可以知道他们的驻地了吗？知道了驻地，其他事儿就好办了。
朱益庆听着，茅塞顿开。茅塞顿开之后，思路也就灵活了，对蔡少仙的建议作了些修改，比如把“打电话给警方”改为“掏点儿小钱收买小太保命其去告知当地的小混混儿头目”，待那些小混混儿把车顺走后，再向警方打电话举报。为引起他们的重视，可以报出摩托车牌照中的两三个数字——共党公安应该已经查到这辆车的牌照号码了。
当然，还有细节需要考虑：抛弃摩托的地点，以戏院、影剧院最佳，因为那里是小混混儿喜欢聚合的地方；另外，最好选择一家马路对面有旅馆的戏院，找一间临街的房间入住，可以架起望远镜观察对面的情况；准备好自行车，臧柳川体力好，骑车跟踪的活儿就由他负责；朱益庆则去弄一辆汽车，待发现那些便衣的驻地后，三人以汽车、自行车、路人步行等方式轮流“路过”，弄清楚专案组的人数和活动规律。
昨天下午，朱益庆驾着从一家修车厂租的一辆小型货运卡车，和臧柳川一起把那辆宝马R35运到“祥云影剧院”附近卸下，再由臧柳川把摩托车开到剧院门口。剧院斜对面的旅馆里，蔡少仙已租下临街的房间，臧在这里架上望远镜观察。蔡按照预先的策划，在剧院门口转悠，顺利物色到一个小太保，以两张电影票的代价让他向小混混儿帮伙的头目传递无主摩托车的信息。稍后，臧柳川通过望远镜观察到小混混儿头目许晋康到现场查看摩托车，便知此事已经基本搞定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超过了朱益庆的预期，一下子竟然来了两帮混混儿，正好被市局公安大队巡逻组发现，连人带车一古脑儿兜进了分局。这就更加省事，毋须向分局打电话“反映情况”了。
随后，蔡少仙、臧柳川躲在旅馆房间里，进入了漫长的等待，看手表已是凌晨两点多了，却还没动静。两人正嘀咕会不会遇到粗枝大叶的警员办理小混混儿窃车斗殴一案，没留意车牌号码时，影剧院门前来了两辆自行车，两个身穿便衣的男子下车后即叩响一侧的小门，便知必是华南分局的专案人员来了。
臧、蔡立刻溜出旅馆，到旁边巷子里推上事先停放在这里的两辆自行车，待两个便衣男子骑车离开，便悄然尾随，交替跟踪。虽是深更半夜，马路上依然有少数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路人，臧柳川还遇到过两拨巡逻队——分局组织的警民联防巡逻队和市局公安大队的夜间巡逻队，因为他穿着劳动布工作服，而且敢跟人家坦率对眼神，没有受到盘问。这一跟，从影剧院到黄沙分局，又从分局跟到专案组驻地。臧柳川让蔡少仙向朱老板报告，自己缩在附近的巷口“蹲守观察”。
一小时后，穿着一身工装的朱益庆驾着那辆租来的小型卡车赶来了。朱老板在广州待过多年，当年身为“福婴堂”师爷时，因策划绑架儿童之需，曾对全市各区主要道路进行过多次踏勘。当下脑子里一检索，便说那里原是古公馆，抗战时古氏举家赴美，之后没再回国，公馆被国府没收，现在料想已被新政权掌控了，这个地方作为专案组的基地倒是蛮合适的。这时天色已微明，朱益庆便把汽车停在距专案组驻地大约三十米处的一家毛巾厂大门口一侧，打开引擎盖佯装修车，藉以消磨时间，等着侦查员一会儿出门好作观察。
不久，从专案组驻地出来一个白面书生模样的男子，就是专案组长亓舞牧。他是出门跑步的，这是他每天必修的功课。而他选择的方向，正是朱益庆停车的这一边，从车旁经过的时候，看到了正在“修车”的朱益庆。此刻朱益庆穿着一套当时卡车司机常穿的劳动布工装，头戴鸭舌帽，脸部也化过装（与专案组掌握的照片上的相貌差别较大），相信对方认不出他来。果然，亓舞牧并没对其特别留意，只是一瞥而已，两人擦肩而过。朱益庆倒是把亓舞牧瞟在眼里，下意识地把这副容貌记在了脑子里。
亓舞牧跑出百来米之后，猫在驾驶室里用袖珍望远镜一直盯着他的蔡少仙从门缝里递出一句话：“这是个头儿！”
朱益庆压低声音：“何以见得？”
蔡少仙的理由是，刚才从望远镜里看到此人跑过前面军队仓库大门时，从里面出来的像是带班模样的一个军人向他立正敬礼。朱益庆立刻警惕起来，寻思这人这么年轻，就已经当了头目，那必定是个了得角色。都折腾一宿了，还是先回西药房吧，省得等会儿那人跑步回来看到自己还停在这里，起了疑心，那就弄巧成拙了。
要说朱益庆此举已经算是很谨慎了，但他还是低估了专案组长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亓舞牧跑步经过时，尽管没有马上对朱益庆产生怀疑，却在一瞥之间记下了汽车的车牌号。导致“30小组”灭顶之灾的导火索，就是这个细节点燃的。其实这时候他们还有逃生的机会，比如返回西药房后意识到和亓舞牧的片刻对视可能引起严重后果，为防万一立即逃离的话，那还来得及。可惜，朱益庆满脑子都是怎么冲专案组下手的念头，对自己的化装又太过自信，做梦也想不到他还没想好怎么对专案组动手呢，专案组就找上门来了。
三人回到西药房，因为累了一个晚上，倒头就睡。一觉醒来已是午后，朱益庆把臧、蔡叫到楼上，正准备继续商议下一步该怎么走，忽然听见后面院子里传来一声似有似无的细微响动。毕竟做贼心虚，他马上吩咐臧柳川下楼去后院看看，又让蔡少仙去把店堂的大门打开，揭下贴在橱窗玻璃上的那纸“内部盘点暂停营业半天”的告示。
臧柳川、蔡少仙下去半晌，却一直没上楼，朱益庆意识到情况不对头。继而，楼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听就不是臧、蔡两人的。朱益庆明白大限已到，立刻从桌上的几排药瓶中抓起一个，拧开瓶盖，取出一粒药片。刚把药片放进口腔，房门已被人一脚踢开，亓舞牧一马当先，如同一头勇猛剽悍的猎豹，疾如闪电般冲进来。瞅见朱益庆手里拿着一个药瓶，手中枪口略抬，瞄都没瞄就扣动扳机。一声枪响，朱益庆左手手腕被子弹击穿，药瓶落地，瓶中的药片散落一地。几乎是同时，西药房老板已被扑倒，亓舞牧未持枪的左手如老虎钳一般卡住了他的下颌，稍一用力，竟把朱益庆的下巴关节卸掉了，顿时口水流淌，那片刚刚放进口腔的药片从嘴里掉了出来。
亓舞牧这一套动作犹如行云流水，也就不过眨眼之间，饶是如此，朱老板也已中毒昏迷，当即送医急救。
专案组是怎样探知“30小组”的“反制计划”的呢？这个，自有一番原由——
拂晓前，陈君临、尹小白返回专案组驻地。几乎一夜未睡，两人皆感疲惫。老陈说小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休息，眯一会儿也好，上午还有要紧活儿要干呢——得去追查那个给许晋康报信的少年，他凭什么知道那是一辆无主车？而且报信后随即就消失了，这不合常理，按说他此举是为了讨好许晋康，此番立了功，应该去讨赏才对啊？所以我分析，这小子多半是受人指使。
尹小白自是点头称是，可他心里惦着案子，没睡多会儿就醒了，起身后在院子里看到正在站桩的亓舞牧，本想跟组长讨论一下案情，却被亓舞牧怼了回去，让他赶紧再休息一会儿。无奈，尹小白又回到宿舍里躺了大半个钟头，却一丝睡意也没有了，再次起身，发现老陈也起来了——跟尹小白一样，这两个多钟头，他净在床上翻烙饼了。
一起去洗漱时，尹小白注意到陈君临的眼睛里有血丝，明显是没睡好，心里不禁犯了嘀咕：老陈是专案组年龄最大的侦查员，长期在广州从事地下情报工作，要说白区斗争经验在专案组首屈一指，像他这样的前辈，遇事应该比较淡定呀，怎么竟至于影响到睡眠了？看来，他一定是想到什么重要问题了。
一问，果然。老陈说今晨回宿舍躺下，正要迷糊过去，脑子里忽然一闪念——影剧院门前的这辆摩托车会不会是黄芝君一伙故意停在那里的，停车后就让小太保向许晋康报信。这种做法，好像是“钓鱼”嘛……
说到这里，亓舞牧吹响了哨子，说部队伙房把早餐送来了，开饭吧。尹小白已经饥肠辘辘，正要奔饭厅，却被亓舞牧唤住，说我烟抽完了，小白你替我跑一趟，买两盒烟来。尹小白只好点头，一边接过钞票一边说，组长您可得帮我先拿三个包子留着，否则，迟来的鸟儿就没虫吃了。
换作以往，尹小白肯定“健步如飞”，来去匆匆。可是，这趟去了较长时间还没见回来。张百行说老亓看来您要作好只拿到一盒烟的思想准备了。后者点头，说这小子多半是要贪污我一盒烟钱买点心吃，看他回来我怎么收拾他。
正说着，尹小白兴冲冲回来了。进门先把两盒烟交给亓舞牧，后者则把装着三个包子的搪瓷盆推给他。哪知尹小白看也没看，掏出一个小纸包放在陈君临面前。
“这是什么？”话刚出口，陈君临似是闻到了什么味道，下意识抽了抽鼻子。接着动手打开纸包，里面的东西让人大跌眼镜——竟是一堆烟蒂！
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尹小白又掏出一个捏成团的烟盒：“这是在出门左转马路对面十七八米处的那条小巷口捡得的，分布范围大约两平方米吧。”
陈君临反应奇快：“你是说‘钓鱼’？”
亓舞牧也反应过来了。今晨尹小白、陈君临从外面回来，他已经听他们汇报过去“祥云影剧院”和黄沙分局调查那辆宝马R35摩托的大致情况，当时就想到了几种可能，其中之一就是对手可能在玩弄“钓鱼”伎俩，至于“钓”到了“鱼”想干什么，还没来得及往下细想。现在，看了尹小白在马路对面捡得的那些烟蒂，意识到对手昨晚肯定是在专案组驻地外面守候了半夜。亓舞牧冲尹小白点点头：“你刚才出去那么半天，就是为了这个？”
尹小白说：“刚才组长您吹哨子开饭时，我正听老陈说到这个问题，原本就想出去转悠一圈的。您一吹哨子，我就不敢擅自行动了，令行禁止，组长您又是以军法治组，挨批评倒还没啥，拳脚伺候小白这身子骨可是无福消受……”说到这里，看看亓舞牧的脸色，担心他手中的筷子要飞过来了，赶紧回到正题，“所以我就多花了点儿时间，在周边巷子转了转，发现了这些烟蒂和一个‘三炮台’烟盒，这是香港货，不便宜。”
对于专案组诸侦查员来说，烟盒和烟蒂的意义自是一目了然。张百行提议立刻全体出动前往现场进行勘查，看是否还能发现其他痕迹。亓舞牧看看尹小白：“你刚才已经到外面转了一圈，最有发言权，你觉得是否有再次勘查现场的必要？”
尹小白沉吟片刻：“那我认为暂时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对于这个回答，其他三位侦查员陈君临、麦善谋、张百行都感到不解，更让他们诧异的是，亓舞牧竟然同意尹小白的意见。那么，专案组长的用意何在呢？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亓舞牧身上，等着他解释。亓舞牧却不慌不忙地放下筷子：“大家都吃完了吧？吃完了回办公室待命，善谋，你留一下。”
原来，亓舞牧突然想起了晨跑途经毛巾厂大门口时看见朱益庆在“修车”的一幕。其实，当时他并未产生任何怀疑，如果没有尹小白捡回的烟蒂烟盒，专案组长的思维也不会往那一幕上靠。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有点儿不放心了。他把麦善谋留下，简单说了说自己的想法，让他去一趟毛巾厂，向门房了解一下该车的一应情况。
麦善谋很快就回来了。据门房说，这辆卡车并非毛巾厂的，好像天没亮就已停在门前了，也不知是哪里开来的。大约在五点四十分左右，门房照例前往厂区里的职工集体宿舍打早铃回来，那辆卡车已经开走了。汇报完上述情况，麦善谋有些遗憾地说：“这辆车多半有问题，可惜，门房没有留意过车牌号，我们要不要立刻走访附近的居民？”
亓舞牧摇头说不用，当即从工作手册上撕下一张白纸，用铅笔在上面写下一组阿拉伯数字递给麦善谋：“马上给市局交警大队打电话，请他们查一下这个号码，我们这边立等结果。”
麦善谋不禁对这个年龄相差无几的上司暗自钦佩，不过就是匆匆一瞥，而且根本没怀疑对方，却下意识地记下了那辆卡车的车牌号。
交警大队报来结果，该车车主系“永旺私立货车出租行”，应是该行出租的营运货车。侦查员前往车行所在地管段派出所跟“永旺”的老板马盼阳见面，于是，租车人朱益庆的年龄、外貌、经营西药房等信息均被专案组所掌握。侦查员把黄芝君的照片给马老板过目，后者马上确认：这就是租车人朱老板！
接下来，就是向管段派出所和区工商管理所、西药业公会了解“益庆西药房”及其老板朱益庆的情况，得知西药房在上月辞退了原先的两名店员，另雇了一男一女两个新店员，名字分别是臧柳川、蔡少仙。根据两人留在工商所档案里的肖像照，侦查员确认他们即是系列命案的两名男女凶手，那个女凶手还有另一重身份——前绑架儿童犯罪团伙“福婴堂”的“保姆”。
派出所方面还告知侦查员，经向附近居民了解，目前该药房只有这三人，账房先生董某于一周前回增城老家探亲去了。出于谨慎，专案组急电增城警方对董某实施秘密监控。
随即，侦查员麦善谋、张百行率外援便衣对“益庆西药房”进行监视。亓舞牧和陈君临、尹小白则对如何采取行动进行了研究。考虑到必须抓活口，可三案犯一定持有武器，而且该药房还养着一只日本狼狗，如何在进入现场的时候不被发现呢？
西药房面街背巷，前后四进，从街面店门往里的第一、二、三进是房屋，第四进是院子，那条凶猛的狼犬就养在后院里。从前门突入变数太多（不知道案犯藏在哪一进），专案组的抓捕方案是只在前门封堵，抓捕人员从后院爬墙进入，因此，必须在不发出任何响动的情况下先把狼狗放倒。这个环节让侦查员有点儿犯愁——
第一绝对不能开枪射击；第二是没法儿用毒药对付，这畜牲不是土狗，而是鬼子的军犬出身，接受过严格训练，不可能吃外人投放的食物；第三也不适合使用麻醉枪。亓舞牧跟永汉公园（广州动物园前身，稍后改称人民公园，现为广州儿童公园）的兽医通过电话，得知动物园使用的麻醉枪，系以苗族猎户的“吹管”改制，由一根约两米长的金属管和一根针头组成，使用时在针头里注入麻醉药，通过吹管发射麻醉针。这种发射方式不太牢靠，受风向或动物的移动影响容易导致偏差，难能一枪中的，而且即使击中目标，麻药也不是马上起作用，怎么也要一两分钟的工夫。因此，日本军犬挨了一针，不可能一点儿反应没有，只要一叫唤，那就前功尽弃了。
那该怎么办呢？尹小白说：“那就只有劳烦组长和小白一起出手了。”
亓舞牧闻言一怔，随即想起这小子是叫花子出身，料想必有对付狗的法子。亓舞牧掏出几年前执行使命时从一个日本军官那里缴获的高级打火机，往尹小白面前一拍：“献出妙计，这就是奖品！”
尹小白对这个打火机觊觎已久，当下老实不客气地揣到怀里：“组长您是练家子，出手如电那是一定的；小白呢，虽然没拜过师学过武术，但自小在江湖上混，自信反应敏捷手脚麻利。咱俩合作，一定马到成功。”
“只要成功，别说一个打火机了，我还要为你请功！”
当天中午，抓捕行动成功实施。尹小白的叫花子路数果然有效，亓舞牧配合得更好。朱益庆觉察到的那声轻微响动，就是亓舞牧的匕首切断狼狗气管时那畜牲发出的呜咽，尹小白则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疾如闪电般捂住了狗嘴，所以声音细微而短促。尽管被朱益庆听到了，但没有引起他足够的警觉，加之专案组五名成员都是实战经验丰富的老手，受命下楼查看的臧柳川来不及反抗就被制服，蔡少仙更是不在话下。待到朱益庆意识到大难临头想要服毒自尽，已经慢了一拍。
于是，“30小组”就迎来了灭顶之灾。
十三、真相大白？
亓舞牧施展手段，弄出了朱益庆嘴里未及吞咽的药片，顺手从书桌上拿了张纸，从地板上抄起药片凑到鼻子下闻了闻，还好，不是氰化物，那就不至于马上送命。尽管如此，朱益庆也已失去知觉，呼吸、脉搏微弱，亓舞牧暗忖，看来这就是导致陈明贵、黄瘦竹丧生的那种抑制心脏搏动的毒药了。因为不了解毒药的具体成分，他不敢对其实施掐人中、人工呼吸等急救手段，下令立刻送医，指定尹小白、张百行两人带两名外援便衣一路随行，必须贴身昼夜监护。说着，他让尹小白、张百行把朱益庆扶起来，动手将其被卸脱关节的下巴复位。
目送尹小白、张百行把朱益庆抬下楼去，专案组长凑近麦善谋悄言数语，后者点头离去。他要麦善谋去干什么呢？且容稍后交代。
接着就是对西药房进行搜查。这一搜，不但搜出了用于枪杀刑侦专家洪秋笙的那支柯尔特手枪，还发现了朱老板新近通过黑道购进的武器弹药，以及用于谋杀郑应富、黄瘦竹的毒药（一盒共六瓶）。此外，还搜出了特工专用的密写药水和显影剂。
这个发现颠覆了专案组之前的认知。如此看来，这伙案犯不简单，这一系列谋杀不仅仅是“福婴堂”余孽对五名刑警的复仇之举，而是有政治背景！
随即对臧柳川、蔡少仙分别讯问，两人很快就交代了参加“保密局”特务组织“30小组”以及接受组长朱益庆的指令，杀害五名广州市公安局警员的罪行，其中臧柳川杀害了郭振堂、郑应富和洪秋笙，蔡少仙则对黄瘦竹、陈明贵下毒，毒杀陈明贵时，其夫臧柳川在场打掩护。至于制造五警员系列命案的动机，这对夫妻特务都说不清楚（当初洪秋笙曾向日伪警察局提出过保密的要求，蔡并不知道这五名警员都是侦办“福婴堂”一案的刑警），只说是根据组长朱益庆的命令行事，如果不照办，后果不说也预料得到——夫妻俩一个是“军统”编外人员，参与过杀害中共地下党的行动，一个系“福婴堂”绑匪团伙成员，只要往公安局寄一封检举信，这二人就得掉脑袋。
至于“30小组”的上级是谁、通过何种方式跟组长朱益庆联系，这对夫妻特务更是一无所知。他们甚至不知道“益庆西药房”藏有特工专用的密写药水，也不知用于杀害黄瘦竹、陈明贵的毒药的来源——朱老板对他们说是他自己配制的。
这样，要想查清这个特务组织的一应情况，就只有讯问朱益庆了。可是，医院急救，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但当时他已把毒药放入口中，还是有少量药物成分进入体内，导致心脏搏动减缓，形成大脑缺氧，神志尚未恢复。其手腕的枪伤也受到细菌感染，当天傍晚就开始发烧，到次日早上，高烧越来越严重。专案组跟广州市卫生局联系，医院抽调资深专家进行会诊。专家会诊的结论是，高烧的原因可能是伤口感染，也不排除是毒药的副作用，会诊时还发现患者肺部出现可疑阴影。
那么，应该如何对付呢？专家们意见不一，甚至产生了争论。亓舞牧不得不提醒那些专家，眼下最迫切的事情是让朱益庆恢复神志，获得其口供，专家们这才搞明白，原来这是政治任务，而不是学术讨论会。那就简单了，要恢复神志，首先要退烧，要退烧，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注射盘尼西林抗菌消炎，同时佐以一两味名贵中药。
当时国内还不具备生产盘尼西林的条件，用的都是舶来品。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搞经济封锁，进口渠道非常有限。好在广州离香港近，是海外走私此类药品的一个最大的入口，医院搞到盘尼西医院要多一些。哪知跟院方一说，院方说盘尼西林昨天刚巧用光，正在想办法。时间紧迫，医院想办法了，驾车直奔海关，竟然一下子搞到了整整两箱。
朱益庆在治疗的时候，“益庆西药房”的账房先生董某被专案组派车从增城带到了广州。董某是不是“30小组”成员，专案组不清楚，臧柳川、蔡少仙的供词中均未牵涉到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先生。但是，这种情况下肯定要对其进行审查的，所以专案组长下令将其拘捕后押解回广州。此刻朱益庆的状况还不能接受讯问，正好先提审董某。
接触下来，老先生一问三不知，而且，侦查员发现这小老头儿不但高度近视，听力也有障碍，旁人跟他说话得挨着他吼才行。这样的角色，似乎不是做特工的料。不过，还是需要进行一下鉴定。于是医院，请五官科大夫检查。一番折腾后，鉴定结论出来了：听力障碍严重，已达到伤残程度（当时尚未颁布标准）。
这时已是1月14日凌晨一点多，在医院看押朱益庆的侦查员陈君临、尹小白打来电话，向亓舞牧报告说朱益庆已经退烧，医生认为可以讯问，但要求不能让他情绪激动。
朱益庆是系列命案的主犯，“30小组”的头目，专案组长自然要亲自提审。亓医院病区，尹小白、张百行汇报了情况，又去跟院长作了沟通，要求作好抢救准备，以防讯问过程中人犯出现问题。
一切就绪，亓舞牧、麦善谋进了病房，往病床前一坐。朱益庆原本是闭着眼睛的，听到动静，知道有人来了，睁眼看了看面前的二位，竟微微一笑，对亓舞牧说：“我们见过面。”
亓舞牧寻思这主儿能主动开口，那是好兆头，一是表明不会零口供，二是既然他能一眼认出自己（抓捕时亓舞牧第一个冲进屋，开枪击伤了他的手臂，还扭脱了他的下巴），说明此刻脑子没受到高烧或者药物的影响，思维清晰。专案组长也冲对方笑笑：“朱老板，我可是救了你一命啊，要不然你已经被毒死了！”
哪知，朱益庆所谓的“见过面”，指的却不是抓捕的时候，而是大清早在“大富毛巾厂”门口修车时看见亓舞牧在跑步。亓舞牧点点头：“朱老板的观察力让人佩服，真是干特工的料啊！好吧，咱们言归正传，我们跟你见面，是因为有些问题要问个清楚。知道朱老板连伤带病不太好受，我们呢，不瞒你说，为这案子忙了将近一个月了，也累得人仰马翻。尽快把这事了结，我们大家都能好好休息，朱老板你看如何？”
讯问方案事先已经制订，考虑到朱益庆的特殊情况，必须尽量精炼简洁。即便如此，双方一问一答下来，也花了一个多小时。朱益庆交代的内容跟臧柳川、蔡少仙的交代基本吻合，暗杀五名警员系“保密局”的指令。唯有杀害老伊是例外，那是出于自保的目的迫不得已采取的行动。至于“反制计划”，则是为日后逃港所做的铺垫。那么，“30小组”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上司的指示以及经费、器材的？
朱益庆说：“上司下达指令都是通过电话或者密函，密函有时通过邮局以平信方式邮寄，有时是派人送到西药房，但不见面，而是从门缝里塞进来。经费、器材是派人送上门的，送货的人我不认识，也不说话，把箱子放下就走。”
亓舞牧问：“你所说的这个上司，是怎样一个角色？”
“这个，很抱歉，我无法告诉您，对此我跟您一样一无所知。”
亓舞牧当然也要了解一下西药房账房先生董某是不是“30小组”成员，朱益庆予以否定。稍后，董某被取保候审。
1月18日，专案组开会对“30小组”特务的口供进行了分析。这个会议开得有点儿长，从上午八点多一直开到下午六点，最终结论是：该案疑点不少，需要继续调查。
首先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尹小白，麦善谋马上表示支持。他俩的理由是，根据朱益庆的口供，“30小组”执行的是那个神秘上司下达的指令。但特务上司的指令中所包含的那些保证“30小组”能够顺利完成使命的条件，也即情报是从哪里获得的呢？五个警员遇害的时间和地点都扣得非常精准——交警郭振堂在轮休日去其所供职的交警队写标语，被副队长老王临时抓差，请他去顶替因交通事故意外受伤的值班交警；刑警陈明贵出警处置一起入室抢劫案，忙到午夜时分才骑着自行车回家，在其住所附近的夜宵店遭凶手毒杀；刑警郑应富与家人去电影院看电影，散场时在人群中遇刺身亡；医院看病时着了道儿；而刑侦专家洪秋笙一直是受保护对象，前往沙面分局协助破案顺便指导业务，其在分局的工作、休息场所都严格保密，但还是没逃过对面楼里的冷枪。
五名被害人分别属于市局和三个分局，警种岗位不同，遇害当天有上班的有休息的，上班的工作地点不同，休息的活动路线不一，“30小组”却均能接到上司的密函或者电话，提前告知受害人的具体位置，使凶手能够提前进入现场，这等精准的情报是怎么收集到的？看来这个环节后面另有隐情。
这个观点获得了所有侦查员的赞同，专案组长立刻作出安排，再次提审三案犯和西药房账房董某，盯着杀害五名警员的情报来源查问，寻找那个神秘上司的蛛丝马迹。
说干就干，除亓舞牧留守驻地，其余四名侦查员随即各带一拨外援便衣，对上述四人分头进行讯问。臧柳川、蔡少仙还是一口咬定，他们是按照朱益庆亲口下达的指令行动的，至于朱益庆是怎么获得被害人信息的，他们不知道，也不敢问；朱益庆则坚称五次都是接到上司的来电；张百行跟账房先生董某进行了一番吼叫式的沟通后，得知在相应的五个时段——即暗杀行动开始前一两个小时，老先生至少有三次看到朱老板接听了电话，都是放下电话就打开账房间的小窗，探头把臧柳川、蔡少仙从店堂里唤进来，并不说话，而是用铅笔在纸上划拉，似是以书面方式向他们交代什么事儿。老先生还纳闷儿，自己耳朵不好使，不想让自己听见的话，只要说话声音小些就行了，用得着这样吗？如此，他就留下了印象。
综上，亓舞牧认为朱、臧、蔡三犯的交代是基本可信的。当时的电话通信设备，无法追查来电号码，对于这方面的调查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四名侦查员返回驻地后，当晚十点，亓舞牧吹响了哨子——不是就寝哨，而是集合哨，说大家还得辛苦一会儿，咱们开个案情分析会，研究下一步该怎么找到“30小组”的那个神秘上司。我先说说我的想法，敌人并非傻瓜，他们在制订行动计划时，肯定会考虑到安全问题，一旦有人被捕，其他特务如何保全？我相信，敌人对此有一整套方案。我们对朱益庆等犯的再次提审劳而无功，说明敌人的这套方案还是比较完善的。但是，再完善的计划也会有漏洞，况且我们现在已经取得阶段性的胜利，离那个神秘上司仅仅一步之遥。下一步，我们就是要从胜利走向胜利，把那个家伙挖出来。“55小组”逢战必胜，同志们有没有这个信心？
一干侦查员的情绪都被鼓动起来。尹小白说：“老亓同志真是文武双全，抓捕行动冲锋在前，搞政治思想工作更有水平！如果我们这个专案组在完成这次侦查使命后不解散，仍然存在下去，那您肯定既是组长又是指导员了。”
尹小白这话还真说着了，此次使命圆满完成后，华南分局果然决定把专案组保留下来，升格为“华南特案组”，承担华南分局辖区范围内各地发生的重大政治、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亓舞牧恰恰被任命为组长兼指导员。此为后话，按下不提。
经过大半夜的分析讨论，专案组确定了以下侦查思路——
第一，对交警郭振堂行踪信息的泄露情况进行调查。据之前向郭的家属了解情况时得知，郭在轮休当日，本无打算去其供职的交警队写宣传标语，是在跟妻子去逛街时，发现百货公司门前摆出的宣传卫生的黑板报效果不错，由此受到启发，认为可以制作些彩色的标语贴在岗亭及路口的电线杆上，提醒行人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于是自己掏钱买了彩色纸张，前往交警队制作。
上述行为系临时起意，不可能事先被人察知。而交警小彭因交通事故骨折，王副队长请郭临时顶岗，更是出于偶然。可是，“30小组”的那个上司为什么能了解得这样清楚，还向朱益庆详细交代任务细节？由此推测，就出现了两种可能，一是大东分局交警队有敌特内线，受命留意郭振堂的行踪并随时报告；二是敌方将郭定为暗杀目标后，派人对郭进行跟踪，从郭家门口一直跟踪到百货公司，又从百货公司跟踪到分局交警队，稍后，郭前往事故现场顶班，也在敌方的监视之下。因此，有必要对这两种可能性进行调查。
第二，对刑警陈明贵、郑应富的行踪信息泄露情况进行调查。陈在被害当天傍晚随同同事出警，勘查了一起入室抢劫案的现场，走访群众若干，后与同事一起返回蒙圣分局，又接着参加了案情分析会，一直忙到午夜前才下班回家，在其住所附近的小店吃夜宵时遭凶手下毒身亡；郑应富当天轮休，白天在家待着没有出门，晚上去看电影，将近九点散场时遇害。
根据“30小组”三个特务的交代，当天下午一时许，朱益庆接到上司电话，告知郑应富今天在家休息，让他指派臧柳川前往其住所附近蹲守，只要郑出门，即予跟踪，伺机下手。臧柳川受命前往郑家附近，一直等到傍晚六点四十分仍不见动静，正打算放弃，忽见其一家三口出门了，遂跟踪至电影院。在售票窗口排队买票时，臧跟郑只隔开一人，因此他们的座位号也挨得很近。电影散场，臧尾随郑家三口退场，借着人群拥挤对目标下了手。臧趁乱离开现场，招了一辆出租车返回西药房。朱益庆得知他顺利完成任务，夸奖了几句，又命他前往协助蔡少仙毒杀陈明贵。朱益庆交代，陈当日加班可能回家较晚的消息是上司来电告知的，上司对其的指示是：目标夜间下班后经常在附近的一家小店吃夜宵，故蔡少仙应在该店附近蹲守。臧柳川执行“诛郑”使命，不管成功与否，返回后应立即前往协助其妻。如陈吃夜宵，则掩护其妻伺机下毒；如陈不吃夜宵直接回家，即由臧在其进入住所前用匕首将其杀死。上司强调，行动方式只能是这两种，绝对不能动用手枪。
专案组分析认为，“30小组”的上司在策划系列命案时，已经考虑到受重点保护的刑侦专家洪秋笙难以接近，只有使用手枪暗杀。为防我方被“提醒”，所以规定对其他四目标的行动不能动枪。那么，郑、陈两人的信息，尤其是陈明贵出现场的情况，敌特上司是如何了解到的？有必要对此进行调查。
第三，对行政警员黄瘦竹行踪信息泄露情况进行调查，重点是医院看病了。专案组最初侦查时了解到，广州市公安系统的警员，不论留用警、南下干警还是解放后招收的新警，一律享受公费医疗待遇。每人发给一张贴有本人肖像照的公费医疗证，凭证可以去医院就诊（后来规定非特医院就诊，特殊医院出具转院单后，医院就诊）。因此，医院就诊是不必惊动市局相关业务部门的，只要跟办公室的同事打声招呼就行了，以备如果领导有急事找他时可以知道去处。
当天，黄就是这样做的。办公室一共有三个同事，但那天上班的只有一个女同事金灿玉。侦查员对金的情况作过调查，她出身豪门，其父早年追随孙中山，上过清廷通缉榜，辛亥革命后拒绝封官，热衷实业，追求民主，系广州着名开明绅士。金本人系大学财政专业毕业，在校时就是地下团员，毕业后留校工作。广州解放后，被军管会点名调入市局从事财务工作，组织上已将其列入发展党员的名单。因此，专案组就把金泄露黄外出就诊信息的嫌疑直接排除了。现在看来，还是有必要对其进行调查。另外，还应对当天该时段市局门卫室的当班警员进行调查。
第四，对刑侦专家洪秋笙行踪信息泄露情况进行调查。洪在遇刺两天前，沙面区发生涉外刑案，外籍苦主对警方的解释有疑问，点名要求洪出面，洪是从其一直隐居的市局某密点前往沙面分局的。完成使命后，分局挽留其多待一两天，对刑警进行技术辅导。分局方面对其安全予以特别
第五，朱益庆供称，他是在接到上司的密函后，方才知道专案组已经把侦查触角伸至当年的“福婴堂”一案的，于是自作主张制订了“反制计划”。那么，他的上司是通过什么途径获知专案组去市局调阅日伪警局卷宗的呢？知晓此事的市局警员只有寥寥数名，难道是他们泄露了机密？
第六，在之前的调查中，曾有过对五名被害警员的个人历史情况进行调查的想法，去市局查阅档案，就是抱着这个目的，也正是因为此举，才破获了“30小组”。不过，在专案组查阅的档案中，除意外发现五人均系当年日伪警局调查“福婴堂”一案的刑警外，并无其他线索。当时专案组仅以为系列命案系“福婴堂”余孽对五名刑警的报复，直到将“30小组”三名成员全部抓获，才意识到这竟是一起敌特案件。如此，新的问题就出现了：敌特为何要对这五名警员下手？
专案组分析，敌特策划并实施杀害这五名警员，应是出于一种迫切需要，这种需要肯定和现实形势有关。通常说来，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他们本身的存在直接影响到“保密局”在广州的活动，而且这种影响非常严重，无法动用其他手段消除，只好以消灭肉体的方式达到一了百了的目的；二是他们本身的存在并未直接影响到“保密局”目前的行动，但敌特方为解决其他迫切而重要的难题，把对他们的暗杀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当然，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上述两种可能的综合。
广州解放不过两个多月，截至系列命案发生时，“保密局”在广州解放前夕部署的潜伏特务组织已被我方破获多个，另有为数众多的“散兵游勇”（其中不乏“保密局”将校级别的特务）落网。这种大规模的精准、有效的打击，对于侥幸漏网尚未归案的潜伏特务，会形成一种强大的震慑力，严重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对于已被敌特方盯准准备发展为特务的那些对象，在心理上无疑是一种极为沉重的压力，会使这部分人推诿、反悔，甚至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因此，“保密局”必须对此作出强烈反应，要以血淋淋的事实作为对我方的“回应”，向那些可能已经产生动摇念头的潜伏特务展示“党国的态度”。
五名警员在三天内皆被暗杀，而且使用的是匕首、毒药、手枪这三种不同的方式，寻常市民很难看出其中的联系，但那些潜伏特务肯定知道这属于“特工手段”，在制订这项血腥计划的“保密局”专家想来，这就会对广州乃至整个儿广东的“地下同志”起到预期的作用。
专案组侦查员之前都从事过秘密情报工作，分析到这一步，大家几乎同时想到一个问题——看来被害人另有隐秘身份，或者曾有过检举敌特的行为。当然，这是只可意会，不宜言传的，议到这一步，大家都自觉停住话头，目光转向专案组长。亓舞牧当即拍板：这是一条重要线索，马上开始调查！
十四、“蝙蝠”落网
年1月19日，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加上十八名外援便衣，同时对上述六个方面展开调查。
这一查，整整两天。到1月20日傍晚汇总，对五名警员遇害那天活动情况的信息是如何泄露的调查未能获得线索，倒是由专案组长亓舞牧单枪匹马调查的那一路有收获。这路调查，即向中共广州市委社会部了解被害五名警员中是否有我方特情人员，或者虽然不是特情，但曾经起到过特情的作用。
之所以单枪匹马进行这项调查，并非亓舞牧想耍个人英雄主义，也不是人手短缺之故，而是纪律规定。向市委社会部外调，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去的，需要华南分局社会部分管领导亲自跟对方联系，亲笔签发外调专函。尽管被调查人员已经死亡，但调查内容涉及机密，只能专案组长一人前往。而且，这种调查不能记录，只能凭专案组长的脑子记。
对于广州市委社会部来说，这样的外调折腾颇大。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这五名遇害警员跟社会部的关系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组织关系（并非党组织，而是指业务），由专管领导单人负责（单人并不一定是一人，也可能是具有专管职权的数名领导分别负责，但互不知晓），使用的都是化名，与化名对应的真名就记在专管领导的脑子里，没有书面档案；二是工作关系，那就由具体跟对方联系的“上线”单人掌握，以信函、电话或者直接约见的方式进行联络。这种工作也没有书面记录，全凭“上线”的脑子记忆。“上线”跟相应专管领导有联系，但只是汇报其“下家”所提供的情报内容，使用的都是代号或者化名。
专案组要调查的这五名遇害警员，属于三个专管领导、五个“上线”负责。所以，亓舞牧去外调，得跟那五个“上线”分别面谈。这样，广州市委社会部那边就得预先安排好这五个“上线”的接待时间。人家的工作繁忙程度不亚于专案组长，料想这番安排必是费了一番工夫。
或许有读者不解，通常不是说初解放时的社会部就是公安局，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被暗杀的五名警员是广州公安系统的，社会部难道不知道？如果知道，他们为何不作出反应呢？
这里有必要作一个说明，确切地说，当时的中共广州市委社会部跟广州市公安局政保处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政保处的人当然每天也看《敌情通报》，五警员系列命案是连续上了三天《敌情通报》的，他们当然知道。所谓“他们”，自然包括上面所说的“上线”，其震惊程度可想而知。但情报工作自有其特殊性，情报部门也自有其特殊的规矩，这些规矩并非明文规定，而是行业中心照不宣的，说是潜规则也可以。正是这些潜规则，保证了情报部门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这件事上，“上线”们的想法是，既然上上下下都知道发生了这等大案，那就等专管领导发话了。被害五警员共有三位专管领导，当然，他们互相之间都不知道这一点。这三位专管领导当然不可能再“等领导发话”，而是马上向社会部主要领导汇报。社会部领导还没考虑好应该由政保处直接出面侦查，还是先让刑侦部门调查起来，华南分局社会部已经决定组建“55小组”负责该案。如此，社会部就只能袖手旁观，如需配合，上级自会下达指令。
“只听不说”，这是秘密工作的规矩。现在华南分局的专案组找上门来了解情况，那就必须积极配合了。亓舞牧的调查所获大致情况如下——
遇害五警员中，黄瘦竹系中共地下党员，其组织关系在解放前属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遇害前三天刚转到广州市委社会部。黄在广州有帮会关系，抗战中期，“军统”地下人员和中共地下党都请其利用帮会关系收集日伪情报，不过，黄为“军统”提供情报是有偿服务，对中共不但无偿，有时还要倒贴。抗战胜利后，黄因帮助过“军统”，得以晋升为高级警务督察官，拥有较大的权力，其督察意见可以影响到人事任免，自然是各级警官争相巴结的对象。稍后，黄被中共吸收为党员，组织上指示其利用工作便利收集敌方情报、帮助我地下人员打入警察局。广州解放前夕，黄收集了大量潜伏敌特的情报，广州解放后，根据黄提供的情报，我方破获了多个“保密局”潜伏组织，抓捕特务六十七人。
郭振堂、陈明贵、郑应富三人早在年就已被“军统”广州站发展为特务。
抗战胜利后，“军统”搞“裁员”，三人自此与“军统”脱离。但是，他们在“军统”期间结识的一些特务仍旧跟他们保持着关系，经常找他们办事，其中很多是特务一行里的“公事”。到了年春，已由“军统”改组的“保密局”由于局势“恶化”，经费大增，“保密局”广州站就开始给他们发津贴，作为他们帮忙办事的酬劳。
转眼进入年，国民党败局已定，“保密局”开始部署在广州的潜伏特务组织。“保密局”的特工专家根据已经“沦陷”的大中城市中共接管警察局后所采取的政策判断，像郭、陈、郑这样业务突出、一贯低调（三人都未加入国民党、平时向无欺凌百姓行为）的刑警，肯定会被共党政权留用。尽管“留用不重用”，但是，作为警察，还是可以利用其身份为党国效力的。此时他们并非“保密局”正式特务（在“军统”时期他们就已经退出），所以要求三人立刻办理加入“保密局”的手续。
“保密局”方面没有想到的是，早在他们打这三个刑警的主意之前，中共地下党已经开始跟郭、陈、郑接触了。几次谈话后，这三位不无震惊地意识到，自己以前曾参加“军统”、如今又为“保密局”效力的情况人家竟都掌握，一旦中共掌握政权，他们恐怕没好果子吃。中共地下党方面的代表反复给他们讲明形势，动员他们迷途知返弃暗投明。三人都表示愿意戴罪立功，投奔革命阵营。于是，郭、陈、郑都成为中共情报组织的特情。
广州解放前夕，郭、陈、郑分别接到中共“上线”的指令，要求他们设法收集相关情报。三人表现积极，为中共地下党提供了不少有用的信息。广州解放后，他们不但秘密检举潜伏特务，还利用自己从事刑警工作多年的经验，通过跟踪可疑人员，发现了两处敌特潜伏点、三处敌特藏匿特工物资的库房。
刑侦专家洪秋笙跟中共方面的特情关系建立于年12月。其时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国民政府已决定从南京迁往广州。洪秋笙不知通过何种渠道获知了这个重要机密，他为人一向正派耿直，早就对国民党的腐败行径反感透顶。在获得上述消息后的次日，他就化装拜访了中共广州市委一位负责情报的“唐老板”——天知道他是怎么知晓“唐老板”的真实身份的。此举实际上是洪专家向中共递交的一份表白书，表明他并非中共的敌人，也不是贪图金钱地位之辈，否则只要他打一个电话，“唐老板”就会被捕。自此，他就成为我方的特情。
洪秋笙接受的使命，含金量不是一般的高，组织上要求他利用其社会关系和工作便利，秘密收集国民党情报机关向已解放的区域安插潜伏特务的情况。这种情报是直接由洪秋笙根据密电码翻译后交给地下党的秘密交通员的，我方收到情报，即拍发北平中央社会部。因此，可以说洪秋笙同时也是中央直接掌握的特情。
这些情况摆在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上，众侦查员一致认为，系列案件确系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策划的暗杀行动无疑，而“30小组”的上司，也即主持该项暗杀行动的潜伏特务级别不低，从其指挥“30小组”的手法来看，应该是个老牌特工。那么，怎么才能揪出这个老牌特工呢？大家议来议去，一时没有头绪。
这时，最年轻的侦查员尹小白开腔了：“报告组长，小白有话要讲。”
亓舞牧白他一眼：“研究案情时最欢迎的就是积极发言，我从来没定过发言之前先喊报告的规矩。既然你整出这么个开场白，那发言内容应该有亮点吧？”
尹小白的发言果然亮得晃眼：“其实呢，这老狐狸跟朱益庆联系时采用的什么暗语密函之类的路数，兄弟我在香港活动时经常使用，甚至有一次当着一个鬼子中佐的面用暗语打电话，那鬼子据说是中国通，连粤语都会说，可愣是没发现我在传递情报……”
眼看着尹小白越扯越远，亓舞牧咳嗽一声，脸色又沉下来了，尹小白赶紧言归正传：“话说小白多年接触暗语、密函，发现这玩意儿有一个特点。先说打电话吧，凡是使用暗语的电话，时间都很短，一分钟就该挂断了，就像发电报一样；用这种方式交代一些简单命令是可以的，可是据朱老板说，他那位上司至少三次通过电话告知他具体行动方案，甚至详细到作案的细节。这么复杂的行凶计划，用三言两语的暗语交代清楚可不容易。再说使用密写药水，密写药水可以写长信，用来交代刚才说的那种具体行动指令最合适不过。可朱老板说他收到的几次密函指令都是广告，我觉得这厮没准儿是在蒙咱们呢！广告招贴就是信纸那么大一张，有的还只有一半大小，凡是发这种小广告的主儿，都是生意做得不大、舍不得花钱的小老板，广告上文字、商品图画尽量印得满天满地，能留多少空白给那老狐狸用密写药水写信？一般的指令、通知什么的，这点儿空白是够写了，可那么一套连续暗杀五人的计划，广告纸的那点儿空白能容得下吗？所以我想，要么朱老板隐瞒了他曾收到过一封比较长的密函的事实，要么他就跟那个上司见过面详谈过作案计划！”
尹小白一口气说完，亓舞牧一掌击在桌上，震得玻璃杯都跳了起来：“说得好！看来要给小白记一功了！”
众侦查员也频频点头，的确如尹小白所说，敌特上司不可能用暗语向朱益庆交代这么大且复杂的一桩行动方案，否则那就不是暗语，而应是密电码了。看来，朱益庆隐瞒了关于其上司的重要情况，专案组决定再次提审朱老板。
接下来就是研究讯问方案。像朱益庆这样的老江湖+花岗岩，骗不了也吓不倒。之前讯问他时，一开始侦查员想祭出“政策攻心”的法宝，但还没开口就被朱益庆怼回来了。他说他知道共产党的政策，不过，他的罪行太严重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都跟他没有关系，若想求生路，要么做梦，要么越狱——但这都不可能，所以等着他的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朱益庆隐瞒上司线索之举应该是故意的。那么，此举目的何在？他一个必死无疑的囚犯，还图什么呢？侦查员分析下来，那就只剩下保全家属这个念头了。人民政府不搞株连这一套，再罪大恶极的死囚，也不会动其家属，而且有“给出路”的政策，让家属有起码的生活保障。但“保密局”就不一样了，朱益庆大概是担心一旦彻底坦白，“保密局”会对其家属采取措施，制造一个灭门血案对其他“变节分子”杀鸡儆猴不是没有可能。
议到这里，亓舞牧说：“看来要作好朱老板提出交易条件的准备了。当然，这事得请示上级批准方可实施。如果上级准许，我们干脆在他还没有提出条件时，主动向其宣传我党的政策，再跟市局联系一下，选择几个案例给他介绍介绍，让他吃定心丸。大伙儿看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必须有备才能无患嘛。”
麦善谋说了他的想法。前两次提审朱益庆，他都参加了，他感觉，朱的性格中有爱面子的成分。要降服这种人，除了让他有个念想，还必须用证据把他的谎言戳穿。什么证据呢？麦善谋想到了两点，一是朱犯的供词中有广告纸作为密函载体的说法，生怕专案组不相信，还交代得比较详细，说是照相社和礼品推销的广告。麦善谋建议去找那两家商店，把广告纸要一份过来，让朱益庆把上司交代的内容写在广告空白处，看他是否写得下——肯定写不下，那就是戳穿他谎言的证据。
还有一点，抓捕“30小组”当天，医院急救时亓舞牧曾对麦善谋悄声交代了几句话。什么内容呢？是让麦善谋跟市局联系，借一医院。原来的想法是，如果朱益庆恢复得快，那就在其苏醒后立即讯问，这种重大案件，自然是要录音的。没想到，这家伙没有马上苏醒，还发高烧说起了胡话。亓舞牧当即下令进行录音，听听他的呓语之中会不会透露出什么可疑内容。当时是录音了，但录音内容还未来得及整理，麦善谋建议把录音放一遍，看能不能有所发现。
亓舞牧说善谋这两个主意都不错，可以一试。当下兵分两路，一路去找那两个商家的广告，一路轮流听录音。之后一切顺利，等到亓舞牧找到那两份广告回驻地的时候，分工第一轮听录音的尹小白也撞上了好运，他分辨出朱益庆在高烧昏迷期间反复念叨着的一个词汇：蝙蝠！
亓舞牧一听这两个字便暗忖，难道这就是敌特上司的代号？让尹小白重新放一遍录音，听下来确实像是“蝙蝠”二字的发音。但专案组长于自己的粤语听力不敢自信——他是南下途中开始学习粤语的，进展虽被称为“神速”，但那是日常用语，像“蝙蝠”这样的词汇就属于冷僻货了。于是，把粤籍侦查员麦善谋、陈君临两个唤来一起听，最终证实无误。再分别听其他时段的录音，偶尔还有几处和“蝙蝠”联系在一起的“卑职”之类的词汇，那就不必怀疑了，“蝙蝠”果真是“30小组”的上司！
第二天，专案组全体出动，赴看守所提审朱益庆。
果不其然，在证据面前，朱益庆无言以对，不久，就提出了招供的交换条件——允许其家眷离开广州去阳江投奔亲戚。亓舞牧马上表示同意，接着提醒对方，如果你这样做是为了家人的安全，那我想可能不太牢靠，“保密局”肯定能查到他们的下落——你是干这一行的，应该比我清楚。
朱益庆无语，只有一声叹息。亓舞牧趁热打铁：“共产党、人民政府不搞株连，你是人民的敌人，你的家属不是，而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政府肯定会给予保护。我这里提个建议，政府可以设法把你的家人转移到外地定居，听说你妻子是个不错的裁缝，自食其力应该没有问题；你的双胞胎子女在上小学，去外地也可以继续读书。当然，出于安全考虑，他们都要改名换姓。至于具体去哪里，我们可以征求你妻子的意愿，也会提供几处合适的地方供她参考。总之，我们会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
有了这样的保证，朱益庆终于把去年12月2日晚在六榕路“抵家旅馆”房间与“蝙蝠”见面的一应情况一五一十作了交代。
后来，朱益庆被判处死刑。执行当天，已是华南特案组组长兼指导员的亓舞牧特地赶到看守所，将其妻子儿女的跨省户口迁移资料照片、抵达湖北恩施落户后写给派出所的信函（内附全家照片、其妻在做缝纫工的照片以及子女在上学的照片）给朱益庆过目。朱益庆泪流满面，连连道谢，说自己死到临头，终于了却了心愿。
随即就该调查“抵家旅馆”了。侦查员在六榕路派出所了解到，“抵家旅馆”是一家私营旅馆，老板谢天云是个老实本分又胆小的小老头儿，向无劣迹，也不跟任何党派帮会或者恶霸流氓来往。约见谢老板之前，侦查员心里还犯嘀咕，寻思据派出所说，这家旅馆在同行业中生意一向位列中上，此刻距“蝙蝠”约谈朱益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不知谢老板能否回忆得起12月2日曾有这么一个主顾光顾过？
开口一问，谢老板却马上点头，说他还记得这个旅客，因为该旅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举动——把其下榻的房间的钥匙放在楼下前台，让一会儿登门的访客自己开门入内，并吩咐访客抵达之后，茶房伙计不要打扰。这种要求，谢老板经营旅店三十多年还从未碰到过，所以记得很清楚。
该旅客看上去五十岁上下，有点儿驼背，目测身高不超过一米六五，穿得比较阔绰，上下装都是藏青色毛葛制作，外罩一件浅灰色麦尔登薄花呢风衣，足蹬半高黑色皮靴，头戴一顶与风衣同色同料的鸭舌帽，看似配套产品；手里拎着一口看似分量不甚沉重的褐色牛皮箱；帽子扣得很低，鼻梁上架着深色宽框架的眼镜，脸上还戴着大口罩，根本没法儿看清其面容。
住宿登记时，该旅客出示的是肇庆“顺成百货批发行”的介绍信，名叫刘端财，系“顺成行”襄理，外出前往广州、武汉、上海采购百货商品。他是那天下午五点多入住的，办理登记手续后上楼进房间看了看就出去了，估计是去晚餐。大约一小时后返回，打开房门后特地下楼把钥匙放在前台，说一会儿有访客过来，把钥匙给他即可。当晚，唯一的访客离开后，这个姓刘的旅客住了一宿，次日早晨六点退房，说要赶火车去。
得知上述情况，亓舞牧以华南分局社会部的名义向肇庆公安局发了一份加急电报，要求收到后立刻调查该地是否有“顺成百货批发行”，该行去年12月初是否派襄理刘端财前往广州等地出差？三小时后，专案组收到肇庆回电：查无“顺成百货批发行”，当地百货行业也无“刘端财”其人。
这是专案组意料之中的事。结合之前“蝙蝠”对“30小组”下达的电话、密函指令的时间节点，侦查员判断“蝙蝠”肯定隐藏在广州，而且，鉴于此人能获得五位受害警员如此详尽的行踪，这老狐狸极有可能隐藏在广州市公安系统内部！
分析到此，一干侦查员都略微松了一口气——如此一来，调查范围就大大缩小了。当然，这种调查必须得到上级的批准，亓舞牧随即向华南分局社会部领导直接汇报案情和下一步的调查方案。1月23日晚上，专案组接到通知，经华南分局党委批准，在广州市公安系统内部秘密查摸潜伏特务“蝙蝠”。
1月24日凌晨，市局看守所传出消息，因拒捕时服毒及枪伤影响，在押人犯朱益庆再次昏迷，医院抢救。上午八点多，又有消息在警方内部流传，说朱益庆抢救无效，已经死亡。当天晚上，市局编印的《敌情通报》证实了这一消息。
与此同时，专案组侦查员轮番出马，日夜提审“30小组”的另外两名案犯臧柳川、蔡少仙，追问敌特上司（未说“蝙蝠”）的下落。看守所长出面布置对臧、蔡的“所内侦查”，相关看守人员都接到了随时注意两犯动向的指令。
第三天上午，专案组长亓舞牧突然率领一干侦查员进入市公安局，拘捕了一个男子。该男子并非警员，而是四十四岁的清扫工汤金伯，即长期潜伏于国民党广东省会警察局，解放后又继续潜伏于广州市公安局的“保密局”上校特务“蝙蝠”。
专案组是怎样识破汤犯真面目的呢？之前，在作出“蝙蝠”隐藏于广州市公安系统的判断后，专案组精心制订侦查方案：首先是要使“蝙蝠”放松警惕，就以“中毒复发”之由医院严密关押；然后放出风声称“抢救无效，业已身亡”。接着，日夜轮番提审臧柳川、蔡少仙两犯，给外界造成“朱益庆死了，只有盯着另外两个特务追查其上司线索”的印象。既然“蝙蝠”如此“神通广大”，能打听到被害五警员的详细行踪以及专案组去市局调阅刑案卷宗的情况，上述由专案组故意制造的“内部新闻”他必定也会迅速获悉，从而相信朱益庆确实把秘密带进棺材里了。
心理战进行到这当儿，败的肯定是汤金伯了。这厮落网后，果然供称他因此疏于防范了，否则，他是可以逃港的。
在进行上述心理战的同时，亓舞牧和麦善谋两个则在市局政保处特别指派的八名精干侦查员的协助下，悄然进行着内部调查，调查的范围不大，仅仅局限于专案组侦查员两次前往市局查阅刑案卷宗、物证时的知情人。共有十一名警员接受了秘密询问，全部排除。最后，亓舞牧终于注意到接受询问的警员中至少有四位曾经提及的一个情况——查阅卷宗的侦查员进出库房的场面，可能还曾进入第十二人的眼帘。这个人，就是清扫工汤金伯。
马上查汤金伯的历史，让侦查员吃惊的是，这人竟然是没有档案的！人事处一名分管科长解释说，早先，城市清道夫队是属于警察局下面的一个部门，汤金伯是日伪省会警察局时期经人介绍进入清道夫队的。没多久，人们发现这人不但勤快，而且会修汽车。于是，日伪警察局就想把他调做汽车修理工，没想到遭到其拒绝，说他不想干修车工，还是做清道夫扫扫马路省事。此人平时乐于助人，手脚又勤快利索，口碑不错，人缘也好，也就没人盯着硬要他改行。
这样一直到抗战胜利，国民党接管日伪省会警察局后，对警察和清道夫队伍进行清理整顿。头头儿听说汤金伯会修车，却只喜欢扫地，说那就来个双管齐下两不误吧，从清道夫队调到市局做清扫工，如果有修车工来不及完成的活儿，就请其出马。如此，汤金伯成了国民党省会警察局一名特殊的工勤人员。那年头儿，会开车是一桩了不起的技术，如果既会开车又能修车，那就是技术尖子了，绝对受人青睐。警察局为此对汤金伯特别优待，知道他是单身，而且据说不想成家，那就给他在警察局后院腾出一间空房，不收房租，用以拴住这个没有修车工身份的技术尖子。
中共接管省会警察局后，把清道夫队剥离出去交给民政局（当时尚未建立环卫机构），汤金伯则作为工勤人员留了下来。日伪和国民党时期，工勤人员被称为“杂役”、“工役”，是没有编制不建立档案的。解放后，百废待兴，人事处重建警员档案还来不及，工勤人员的档案根本没在议事日程上。
专案组对于汤金伯的经历感到怀疑，决定先将其控制了再说。汤金伯被拿下后，侦查员随即对其住处进行搜查，无甚发现；又搜查了作为工具间兼休息室的那间小屋，也没有发现跟特工活儿有关系的物品。专案组五人都是搞秘密工作的，自有路数，再查！结果在后院距其住处十几米外的井台一侧发现了秘密——井台前有一张自制的小木桌，上面放着些洗衣用品，桌子下面的石板是活动的。揭开石板，则是一个类似地窖的小空间。汤金伯会修车，自是能工巧匠，小地窖设计完美，还具有防水功能，即使把整桶的水泼在井台上，也流不到下面去。地窖里藏匿着三支手枪、百多发子弹、十来颗手榴弹，以及毒药、密写药水、化装道具、空白假证件等特工器材和大量经费，此外还有一个铜盒，装有密电本及一纸密令。
这纸手写密令是一份名单，共有二十六个姓名，已经被暗杀的黄瘦竹、郭振堂、陈明贵、郑应富、洪秋笙名列最前，其余二十一人都是为国民党政权效过力的官员、特务、特殊行业高级专家之类。密令的抬头是“国防部保密局卅号密裁令”，落款是毛人凤的亲笔签名，并盖着“毛以炎”的私章。该案侦破后，此份密裁令送京鉴定，结论确系毛人凤亲笔。
汤金伯系湖南长沙人氏，早年到汉口谋生，当过汽车修理工，因会武术，被警察局招为刑警。抗战爆发后，他投身入伍，新兵训练尚未结束，就被去新兵营招收特工的“军统”人员看中。“军统”也属于军界，所以他算是“奉调转岗”。经特训班训练后，汤被分配到广州，在日伪省会警察局当了一名清道夫。这份工作很适合作为特工的掩护，情报、行动兼做都行，而且因为穿着号衣，戒严时照样可以通行，一般情况下日伪巡逻队不会拦住搜身，至于警察，更是不会理会跟他们同一系统的这些人。
抗战胜利后，汤金伯以为可以解脱了，当时他已是少校军衔，却没穿过一天军装。可是，上峰命令他继续待在警察局，收集汉奸跟接收官员互相勾结贪污舞弊的情报。稍后，“军统”改组为“保密局”，他收集情报的方向也转而针对中共和民主人士。另外，他也参加过行动，比如利用修车的机会做手脚，把拒绝接受“保密局”的要求在省会警察局安插特工的人事处副处长送去见了阎王。广州解放前夕，汤金伯受命继续潜伏。
执行“卅号密裁令”，是广州解放后汤金伯的第一项也是最后一项任务。该计划由“保密局”的特工专家制订，局长毛人凤亲拟暗杀名单。“保密局”台北总部特地派遣一名特工专家携密裁令由香港潜入广州，当面向汤金伯下达指令。按照“保密局”总部拟定的方案，“30小组”作为首批五名对象的杀手人选，任务执行完毕后，由第二拨杀手接力。如此安排，一共会动用四到五个潜伏小组。汤金伯被指定为总负责，主持执行“卅号密裁令”。
汤金伯手下有三名特务单超俊、冯承志、钱鸣，都是旧刑警，解放后未被新政权留用，以做小买卖、掮客和开出租车谋生。汤金伯正好让他们协助跟踪，给西药房朱老板传递情报和指令。至于被害五警员的行踪信息，则是汤金伯亲自出马——他的修车技术在广州警察系统有点儿小名气，跟市局分局的那些留用司机（当时几乎所有司机都被留用）关系甚好，通过当面闲聊、打个电话托办什么事情顺便瞎扯一阵，就把需要了解的情况套出来了。
至于专案组查刑案卷宗之事，倒是汤金伯本人查摸到的。侦查员第一次来市局查阅档案时，刚一下车就被正在附近扫地的汤金伯注意到了，根据汽车牌照，他判断出那是华南分局社会部的人，但不知他们来查什么。不久这些人又来了，走的时候抱着“山田俊郎绑架案”的那个白铜物证箱，汤金伯于是“顿悟”。库房里的那些物证本来就是当初由汤带着另外两个花匠和清扫工协助摆放的，侦查员离开后，管库房的警员又请汤金伯等人进库房，把里面被弄乱的物证重新归置一下。汤金伯进去一看，原先放“福婴堂”一案物证的位置空了，由此，他就明白专案组的调查已经进行到哪一步了。
这是当初制订方案的“保密局”特工专家始料未及的情况，往下应该怎么办？汤金伯考虑下来，决定暂停下达第二拨暗杀指令。至于“30小组”应该怎样料理，是让他们转移，还是灭口，汤金伯是没有决定权的，得请示台北。“保密局”未给汤金伯配备电台，他只能先向香港邮寄密函，再转交台北。同时，必须稳住朱老板，所以他就向“益庆西药房”送去密函提醒。
至此，历时三十六天的系列命案终于成功侦破，是日，是年1月27日。2月9日，“55小组”在完成该案收尾工作后谢幕解散。同日，华南分局社会部领导宴请原专案组侦查员和十八名外援便衣，当场宣布华南特案组成立，其成员共有七人，除原专案组的五名侦查员外，另外增加两位同志。
年6月16日，系列命案四名主犯汤金伯、朱益庆、臧柳川、蔡少仙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汤金伯发展的三名特务单超俊、洪承志、钱鸣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二十年和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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